二〇一四年九月，京郊，法庭。
门开了。进来的人四十几岁，戴眼镜，手里拎着一个包，包是旧的，四个角磨白了。他把包搁在桌上，搁得很轻。
包旧成这个样，四个角都磨白了，一看就是常年拎着跑门子的。
“你闭着眼。”他说，“我当你睡着了。”
“没睡。”
“昨天在底下坐了一天，一句话没说。”
“说了。”
“哪一句。”
“‘我认。’”
律师把椅子拉出来坐下，坐得很正，两只手搭在桌沿上。
一答一问就两个字。可就这两个字，比那一沓纸还沉。
“就这一句。”他说，“这一句把后头四十天全定了。”
“定不定，都是我认。”
“副本上六十四处名字，你画了六十三道。”
“法警说的。”
“法警说的。他说他押了三十年人，头一回见被告把起诉书当账本翻。”律师把眼镜往上推了推，“差的那一道在第三十六页上。姓陈，二十三岁，二〇〇八年。”
“那一处我想不起来。”
“想不起来是个说法。”
“不是说法。”他说，“是真想不起来。”
“这一处，庭上会单问。”律师说，“到那天你答什么。”
“答不上来。”
“答不上来，我替你答。”
“不用。”
律师没有立刻接话。他把包往桌里挪了挪，挪到两个人的中间。包里鼓着，装的都是纸。
“这一处我看了四遍。”他说，“四遍都没看懂那一句话写的是什么。写事由的人不肯多写一个字。”
“纸上的事，纸上有数。”
“数是你签的？”
“数是我签的。”
律师把包打开，抽出一页纸，纸上是他自己的字，写得密，行距匀。他把纸按在桌面上，两根手指压着纸边。
“我今天来，只说一件事。”他说，“你在庭上得说几句话。不用多，几句就够。”
“我不喊冤。”
“我没让你喊冤。”律师说，“喊冤最不值钱。我要你辩一半。”
范江海抬起眼皮。
“三十八页纸，分四节。”律师说，“前三节你认，一个字不驳。第四节里挑两三处，你说清不是你。”
“哪两三处。”
“头一处，那些单子上的字。”律师把纸往前推了半寸，“单子底下签的名不是你写的，是你下头的人写的。你叫他们去办，这个我认。可字不是你落的。这一句不是赖，是事实。这一句说出去，后头一大截就不落在你头上。”
“说出去，字就轻了。”
“字就还给他们了。”律师说，“谁写的字，谁担那个字。”
“担字的人，是我叫来的。”
“我叫来的不等于我写的。”
“我叫来的，写的就是我的意思。”
这几句顶得紧，一句顶一句，顶了四五个来回，谁也没往后退。
律师把笔拿起来，在纸上画了半道，画到一半停住。这一道他没画完，笔尖悬在纸上头。
笔尖悬着，落不下去。画到一半的道最难看——这头不到那头，两头都占着。
“全认的人，判得重。”他说，“全不认的人，判得更重。认一半的人走中间那条道，道最窄，可走得过去。我办了二十年案子。”
“走中间那条道的，判得轻。”
律师没有答这一句。
没答。这话谁答，谁就得替后头那些日子做主。
范江海看着那页纸，没有伸手。暖气片是凉的，上头搭着一块抹布，抹布干得发硬，边角翘着。
“你不接话。”
“我在听。”
“听不开口，跟没听一样。”
没接。屋里静下来，暖气片凉着，一块抹布硬着，桌上那一页纸还压着两道手指印。他这辈子话到嘴边咽回去的时候不多，这一回咽得最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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