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桌上那份，给我。”
“卷不出庭。”法警说。
“我不出庭。我在这儿看。”
“你要看那个干什么。”
“上头写着我的名字。”
“你的名字我听了一天。”法警说，“听得耳朵起茧子。”
“你站了一天。”
“我站了一天。”
法警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出去。门没关严，外头有人说话，说了几句，停了。再进来的时候，他手里端着那一沓纸，铁夹子还夹着，纸边压得齐。他把纸搁在桌角上，搁得很正，正得跟桌沿平行。
搁这么正，是规矩。纸有纸的正，人有人的正。
“看多久。”
“看不到天黑。”
“天黑前我收走。”
“行。”
法警退到门边，靠着门框站住。屋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一个暖气片，凉的，上头搭着一块抹布。窗子开了一条缝，风进来，最上头那一页的纸角翘了一下，又落回去。
他把椅子拉出来坐下。桌面上有一道刻印，刻的是个“正”字，前四笔深，最后一笔浅，没刻完。不知道是谁刻的，也没人擦。
一个“正”字，最后一笔浅，没刻完。这屋里坐过多少人，谁也没把它刻完。
他先看的不是字，是名字。
念的时候，公诉人每念一声“范江海”，他就在桌子底下把大拇指按住一个指节。五个指头绕一圈，是五回。他绕了三十四圈，又按了三回。
一百七十三回。
“你手指头动什么。”法警说。
“数数。”
“数什么。”
“数我。”
法警没接话。
“一百七十三回。”他说。
“念的就是你。”
“念了一百七十三回我。”
“那又怎么样。”
“我名字后头，每一回都跟着一个人。”他说，“有几回跟着两个。”
法警把肩膀从门框上抬起来。
“我押了三十年人。”法警说，“头一回见有人把起诉书当账本看。”
“账本得对得上。”
“对上了又怎么样。”
“对上了，我就知道少没少。”
“少了你还能添上。”
他没答。这问题他答不了——少了的那几个，不是添一笔就能加回来的。
法警也没再问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截铅笔头，搁在桌上。铅笔头短得捏不住，他用两根指头捏着。
“要画就画。”法警说，“画完我得收走。”
“笔芯是断的。”
“断的也能画。”
他捏着那截铅笔头，把副本拉到跟前，从第一页翻起。
两根指头捏着，捏得死紧。五十年前他在井口上抱那根铁管，也是这么死攥着。
第一处名字在第一页底下。1964年十二月十七日，李长贵，男，二十七岁，关里人，家有三个孩子。
往后翻一页，是那双棉鞋。鞋长七寸，鞋底缠过铁丝。再往后头，四个字：物证灭失。
他在这一行上画了一道。铅笔头短，画出来只有一小截，浅。
浅也没事。他自己认得出来。
那天井口结了冰。李长贵站在台子上，往下看了一眼，说鞋滑。他蹲下去，从工具箱里抽出一截铁丝，在两只鞋底上各缠了两道，缠完在他小腿上拍了一下。
他说，下去吧。
下去吧。三个字，说得那么顺。这一辈子这三个字他说过多少回，自己都记不清了。
那双鞋后来从水里捞上来，铁丝还缠着，泡得发黑。上头来人问，铁丝是谁缠的。他说是李长贵自己缠的。
这话他说得一点不磕巴。铁丝是他蹲下去缠的，缠的时候他还拍了一下那人的小腿。
第二处，第三处，第四处。名字后头有的跟着一个日子，有的跟着半句话，话都短，都干，都是那时候的说法。他看一处，就在那一行上按一下。
一处一处按下去，按到哪儿，哪儿就是一摊事。
第七处是一个技术员，名字后头跟着一副眼镜。镜片碎了一片，另一片还在框里。
那副眼镜是从抽屉里清出来的，压着半张纸。他把眼镜拿出来，搁在桌上，说了一句收起来。收到哪儿去了，他没问。
一句“收起来”，就收起来了。收了多少年，也没人再问过一句。
翻过去两页，有一处写的是一个老太太。纸上是这么写的：该人来过三次。底下没有名字。
那年冬天她坐在大门口台阶上，拎着一个布口袋，口袋里露出一双棉袜的边。她在台阶上坐了一下午。那天他没下楼。
一个下午。石头台阶，冬天的石头，坐一下午是个什么滋味，他不用想也知道。
翻到第十九页，是一九七九年那一节。康小满，后头一个括号，括号里三个字：已故。
他把铅笔头搁下，两只手搁在桌沿上。
笔放下，手搁上，这个动作他做过不止一回。这一回搁得最久。
那年的纪要是两页纸。找人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写字的人写得慢，写一页停一停。写完他从烟盒里抽出最后一支递过去。那人把烟接了，没点，夹在耳朵上走了。
最后一支。递出去的时候，烟盒就空了。
康小满进去三年。出来那天是三月，地在化，路上都是泥。他去大门口接。
康小满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兜子，兜子里是他三年的东西。兜子轻，拎着不出声。他在门口的石头上把鞋底蹭了两下，蹭掉泥，才往前走。看见他，先笑。
三年，一个兜子，拎着不出声。可他先笑了。
他在这三个字后头画了一道。画完把铅笔头在指头上转了半圈，往后翻。
画完这一道，后头还有大半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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