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，京郊。
“后头烟就成了个数。”他说，“唐铁山找人办事，先递烟。他跟我说过一句：让人看见是第二件事，让人用得上才是第一件。他递烟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“你递不递。”
“我递。”他说，“我比他会递。他递烟是手里的事，我递烟是账上的事。谁抽了我的烟，我记着。”
这一句说得透。人家递烟是人情，他递烟是本钱。谁抽了他的烟，哪一年哪一月，一笔一笔都落在本子上。
“记在哪里。”
“记在本子上。”他说，“名字后头画一道。一道就是一支。”
“画了多少道。”
“不说了。”他说，“那本子在那堆材料里。”
办案的没说别的。他翻了一页，翻到地方，压平了。
“康小满。”范江海说。
办案的抬起头。
“他也抽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抽最便宜的，一包八分。他不舍得买整包，零着买，一天两支。他买烟的时候老要站在柜台前头想一想，想那八分值不值。”
一包八分，零着买，一天两支。站在柜台前头算那八分值不值的人，家里是什么光景，不用问。
“你怎么知道他买两支。”
“他跟我报过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六八年冬天，他让我捎一包。八分钱，他在兜里攥了半天，递给我的时候手是热的。我买回来了，交到他手上。他说，钱你拿着。我说，你留着。”
手是热的。八分钱在兜里攥了半天，掏出来还带着身上的热。那不是八分钱，那是他攒下来的一点体面。
“那八分你收没收。”
“没收。”范江海说。
他把缸沿上那支烟拿起来，抽了一口。这一口抽得短。烟灰积出一段，弯下来，没落。
“我记了他八分。”他说。
“你没要，又记了。”
“我记的是他没给。”范江海说，“那一页上头写着：康小满捎烟八分。底下我画了一道。画完我又把笔尖戳在烟字上，戳破了。那个洞这会儿还在。”
一分钱没收，账上还是落了一笔。收了是人情，没收回来的，才勾得人一辈子惦记。
“那八分后来呢。”
“没还。”他说，“他没要，我也没还。他进去了十年。他进去那天穿的褂子，胸前掉了一枚扣子，他攥在手里。这八分，我三十四年没处还。”
三十四年。钱不多，八分；人没了，八分钱就没处搁。那个被他戳破的洞，纸上的还在，人早不在了。
屋里静了一阵。走廊那头没有推车的声音。办案的把那八分写下来，写成八分，数小，写在括号里。写完了，他把括号用笔描重了一遍。
这么小的一个数，写在括号里，还得描重一遍。他一辈子记的数，如今也有人替他记了。
“你还抽多少。”办案的问。
“到一半。”
“那你抽完再说。”
“我说着抽。”
范江海把烟换到左手，右手在桌上放平。他看的是桌面中间那道旧划痕，划痕横着走，走到离桌沿三指的地方断了。
“我今天要交代一件。”他说，“没人问过的事。”
办案的笔停在纸上。
“你在问。”
“这件你没问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单子上没有。”
“卷里有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你怎么想起来的。”
“抽这支烟想起来的。”他说，“里头有一个人也抽烟。跟我一样的抽法，抽两口就递。”
抽两口就递。这抽法他见过，也用过。见过的人里头，有一个再没回来。
办案的把笔搁在本子边上。
“你说。”
“我抽完这支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抽完这支我说。我得先把它抽到底。扔了就浪费了。八分钱那一笔我还没还，这一支我不能再扔。”
一支烟抽到底，是舍不得；八分的账还不上，他就拿这一支在抵。人走到这一步，能省的也就剩下半支烟了。
他又抽了一口。烟剩下一小截，指头快捏不住了。他把那一小截立在缸沿上。烟立着，烟头朝他自己，红着一点，冒着一条细烟。烟灰立在那儿没断。
“我认。”他说，“这一件我认。”
“你说人。”
“先说事行不行。”
“行。”办案的说，“你先说事。人是最后一句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截立着的烟。那条细烟往上走，走一步就散，走到灯底下就没了。
“那我从一支烟上起。”他说。
“哪一支。”
“不是这一支。”他说，“是好些年前的一支。那支烟跟我要说的这件事，挨着。”
办案的把笔按在纸上。他没催。他把纸上头一行的日子看了一眼，又低下去。
“那人叫什么。”他问。
范江海没答。他伸手把那截烟从缸沿上拿下来。这一回他没抽，他用两个指头把它捏住，捏得很轻，像怕它灭。烟头上那点红还在。他把烟搁回缸沿，搁回原地方，烟头朝他自己。
“那件事牵扯一个死人。”他说。
办案的抬起头。他把笔从纸上拿起来，悬着，没落。
“死人是谁。”
范江海把两只手从桌面上拿开，搁回膝盖上，十根指头并着。缸沿上那半支烟立着，烟头朝着他，红着一点，没人来收。
“这一截是我的。”他说，“剩下的你们记。”
半支烟立在那儿，红着一点，谁也没伸手。他记了一辈子账，末了交代这一件，自个儿只留下一截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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