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，京郊。
“给了。”办案的说。
他进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两样东西。一支烟，一根火柴盒。烟卷得松，纸有点发黄，两头都不齐。火柴盒压得扁，盒上那行红字磨掉了一半。
一盒火柴揣在兜里，压得这么扁，红字都磨掉一半——那是揣了多少年的东西。
他把烟放在桌沿上，放在范江海右手那一拃的地方。火柴盒搁在烟旁边，摆正了。
“哪来的。”
“我兜里的。”办案的说，“就一支。”
“一支够。”
一支够。这两个字说得轻，落到心里头不轻——他这一辈子不缺烟，如今一支就够使了。
“你抽过多久没抽了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支烟。他没伸手。
“你数这个做什么。”
“不做什么。”办案的说，“我记一句你抽了烟。”
“那你记我抽了。”
“我等你点着再记。”
我等你点着再记。规矩管到这个份上，一根烟也得等它真着了才算数。
范江海把烟拿起来。他拿得很轻，两只指头捏着，捏在靠嘴的那一头。他先没点。他把烟搁在鼻子底下，转了半圈。
“这烟我认得。”
“你还认烟。”
“认得纸。”他说，“纸发黄，卷得松，是一般的烟。这号烟早没了。”
他把火柴盒拉到跟前。盒嗑开，里头剩三根，火柴头是红的，有两根受了潮，发黑。他抽出一根，捏在手里。
“点吧。”
他划第一根。手重了，火柴梗断在盒面上，火柴头滚进盒里。他划第二根。划了两下没着，第三下着了一下，火苗蹿起来，蹿得太高，他把它抖灭了。他划第三根。这一根着了，火苗小，稳着。
头两根没成，第三根的火苗小、稳当。手生了。一个拿了一辈子笔的人，末了连划根火柴都划不利索。
办案的坐在对面，没动。他把本子摊开，笔拔开，摆在手边。
范江海把烟凑到火苗上。烟头红了一圈，红进去一点。他吸了一口。这一口吸得浅，烟从鼻子里出来一半。他吸第二口，这一口长，吸到底，烟头亮起来一块。
他抽了五口。
五口。烟是他的，火是人家给的，这五口他抽得跟借来的一样。
第三口和第四口之间，他停了一停。烟夹在右手食指和中指当中，手背上那两滴干水印早没了，剩下一层硬皮。
灯在顶上，白的，不晃。屋里还是这几样东西：白墙、一张长条桌、两把对摆的椅子、靠墙那把空着的。桌角那块浅印子还在。
“我上回抽是什么时候。”他说。
“你记得。”
“被带走的前一天夜里。”他说，“在我家阳台上，站着抽的。”
“那算日子不远。”
“一年。”
一年。去年这时候他站在自家阳台上抽烟，还嫌风大；如今在这间屋里，抽一口得人家先记上一笔。
他把烟在缸沿上磕了一下。烟灰没掉，磕第二下才掉，断了，落在缸底。
“烟这东西，我算过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怎么算。”
“一九六三年，北岭。一包烟一角二。”他说，“我在井上，一个月三十六块。一角二能买三个馒头，馒头是二两一个。”
一角二能买三个馒头。这账他算了一辈子：烟能换成馒头，他就宁可蹲在井口闻别人的烟味。
“那你买不买。”
“不买。”他说，“我不抽。井上的人抽。蹲在井口，一人一支，轮着抽。”
“轮着抽怎么抽。”
“一支烟，五个人，一人两口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谁多抽一口，旁边的人就看他。看他不说话，他就把烟往下递。”
一支烟五个人，一人两口；多抽一口，旁边的人就拿眼睛看你，你得把烟往下传。那不叫抽烟，那是分命。
“你抽不抽。”
“我抽两口。”他说，“递到我手上我就抽两口，不多抽。”
“为什么不多抽。”
“我年轻。”他说，“年轻的不占老人的。”
这句话他当年说得干净。往后几十年，他自己把这句话忘了个干净。
办案的把本子往跟前挪了半寸。他在纸上写了一行。
“我娘不知道我抽烟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她来井上看过我一回。六三年秋天，揣了半斤粮票。她站在土坡上，我在底下干活。她没喊我。后来我送她走了半里地，她摸我兜，摸出一盒火柴，问我抽不抽。我说不抽。她把火柴拿走了。”
“火柴拿走了。”
“她拿走了。”他说，“她拿回去点灶。灶也费火柴。”
她一句不许抽也没说，就把火柴揣走了。当娘的不吵不闹，拿一盒火柴教儿子过日子：钱得花在灶上，不能花在嘴上。
烟烧到了小一半。他把烟搁在缸沿上，让它在口上搭着，烟头朝着他自己。他搁的这一下很正，烟没歪。
烟头朝着自己，搁得正。他摆了一辈子东西都这样：摆正了，烟就烧不着桌子，也烧不着别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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