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，京郊。
“你还想不想哭。”办案的问。
“不想。”
“想哭就哭。”
范江海低下头去。这一回他没忍住。头一下没有声音，肩膀往下塌了一寸。第二下带了声，很短，像让人从后头撞了一下。他把右手捂在脸上，捂得很紧，指缝里往外漏水。水从手背走到手腕，滴在他裤子上，洇出一小块深色。
肩膀塌下去那一寸，是憋了几十年的一寸。
办案的把那包纸推过来，推到桌子中间，推到他的手边上。
“拿着。”
范江海没拿。他把手从脸上放开，用袖子擦了一把，擦出脸上一道白。他的袖口是旧的，磨出了毛。
“拿纸。”
他这才伸手。他抽了一张，抽的时候把封口撕大了半寸。他没擦脸。他把那张纸团在手里，捏，捏成一个硬球，摆在桌沿上。
纸不是拿来擦脸的，是拿来捏的。手里的劲儿没处使，得有个东西接着。
他又抽一张，又团。第三张团到一半，停了。
办案的坐在那儿，一动没动。他没劝，也没出去。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等着。
“我不出声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你出不出声我都不记。”
“那你不记的写什么。”
“写你没出声。”
这一问一答像说笑话，可屋里谁也没笑。一个人不出声，也得记一笔——这屋里的规矩，连憋着都要落个字。
范江海笑了一下。笑到一半停住，脸上那点东西散了。他把第三张纸团完，跟那两个摆在一块儿。
他把三个球在桌沿上排开，排成一行，摆得很正，中间那个比两边高出一点。
三个球摆得跟尺量过一样，中间那个还高一点。他摆了一辈子东西，摆到纸球上头也是这个毛病。
“你数着呢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要这个做什么。”
“不做什么。”他说，“摆着。”
办案的把笔搁在纸上，没往纸上落字。
“今天到这儿也行。”办案的说，“你要不要歇。”
“坐着也是坐着。”
“那我问一件闲的。”他把本子翻过去看了一眼，“你这个月二十二号的会见，名单上还有一个人没来。他申请了，上面没批。”
“谁。”
“你三妹。”
范江海把桌沿上那三个纸球往一边拨了拨。
“不批对。”
“你不想见。”
“她来了要哭。”他说，“她一哭就讲我小时候背她上坡。那事是真的，讲了三十年。她一讲，我心里那杆秤就斜。斜了我又要给她算一遍。我算不动了。”
我算不动了。一个算了三十年账的人，说自己算不动了——这话比哭出来的两声还沉。
办案的看着他。
“你这三十年，跟谁都没算清。”
“跟我自己也没算清。”
这一句他接得快。人家说跟别人没算清，他自己补一句连自己也没算清——这才叫真没算清。
“我家里有一样东西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你让人捎句话回去，让我媳妇烧了。”
“什么。”
“一副挽联。”他说，“二〇一一年写的，给康小满写的。写完卷起来，搁在书柜后头。没送出去。”
“为什么不送。”
“送出去就得写上谁送的。”他说，“写上我的名，那张纸就成了我的心意。我不能有心意。”
我不能有心意。一个当过官的人，连给死人写一副挽联，都得先掂量纸上会不会留自己的名。心意一露出来就成了把柄，他干脆连心意都不认。
办案的把这句话记了。
“还有别的没有。”
“一沓药费单。”他说，“八几年三妹住院的单子。一张六六年退回来的汇款单。一支铅笔，半截的，笔尖断过一回。”
“这些都写不写。”
“不写。”他说，“写了没用。东西烧了，账还在。”
东西烧了，账还在。纸能烧，本子上的格子烧不掉，格子里的东西也烧不掉。
他抬起手，把脸抹了一下。手背上那道白印还在。
“你算了一辈子。”
“算了一辈子。”他说，“数字我记得清，人我记得不清。念账那天，念到两百多条，我就想不起那人的脸了。我记着他姓什么，记着他穿什么颜色的衣裳。脸想不起来。”
数字记得住，人记不住。为啥？数字有用，人能没用——他这辈子就是这么分人的。分到最后，一屋子人的脸都模糊了，只剩一串数。
“几点了。”
“六点四十。”
“外头黑了没有。”
“黑了。”
范江海把缸子端起来。水不烫了，还剩半缸。他喝了三口，一口比一口小。喝完，把缸子放回原处，缺口朝着他。
三口，一口比一口小。喝到现在，连喝水都像在省。
他坐在那儿，两只手搁在桌沿上，挨着那三个纸球。
“你这三十年，有没有觉得对不起谁。”
“有过。”他说，“觉得对不起的时候，我就给那人办一件事。办完了，我当那笔账平了。”
“平了几个。”
“两个。”
两个。这两个字是这屋里最凉的一个数。一千零几十条，平了两个，剩下的一笔一笔都挂在那儿，谁也替不了他。
“剩下多少。”
“剩下的我都没办。”他说，“剩下的都记着。”
办案的把笔录合上。他站起来，把纸夹回胳膊底下。
“明天上午九点。”
“行。”
他往门口走。走到门那儿，手按在门上。
“等一下。”
办案的站住。他没回头，手还按在门上。
“给我一支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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