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，京郊。
“那杯水你还要不要。”门口的人问。
“要。”
办案的走进来。他把纸夹在胳膊底下，先把桌上那只搪瓷缸子端出去。回来的时候缸子里是热的，水面上浮着一点白气。他把缸子搁下，搁在离范江海右手一拃的地方。
“你手抖。”
“不抖。”
“那你自己端。”
范江海把缸子端起来。端到一半，水晃了一下，几滴落在他手背上。水是烫的。他把缸子搁回去。
他说不抖，可缸子一离桌，水就晃。抖没抖，水知道。
办案的从棉袄兜里掏出一包东西，放在桌上。塑料袋包着的一小包纸，四四方方，四个角压得扁。塑料膜上印着一行小字：会议用品。封口撕开过，里头剩着六张，边上两张抽走的时候带出了毛边。
“所里没有这个。”他说，“我兜里的。开会发的。”
“你留着自己用。”
“我还有。”
我还有。这三个字说得轻，可这屋里能说这句话的，一个是穿棉袄的，一个是穿号衣的。
范江海看着那包纸。他没伸手。桌上的灯照在塑料膜上，反出一小块白。
“你今天哭的是哪一个。”办案的坐下，把纸摊开，笔拔开，“这句不算问案子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你想想。”
“想不出来。”
“想不出来我先记一句。”办案的说，“被询问人情绪波动，未答。”
“你别写这个。”
“那你给我一句。”
这一问扎得深。哭的是哪一个——他连哭的是谁都不敢定，定了这个，就漏了那个。这些年欠下的人，一个挨一个站着，他挑不出头一个。
范江海把两只手放在桌上。他左手手背上有两滴干了的水印，让灯一照，亮着一小块。
“我想我娘。”
“哪一年。”
“六三年。”他说，“那年秋天。她把我送到井上，给我揣了半斤粮票，票是省下来的，边角剪过。她站在土坡上，我走出去半里地回头，她还在那儿。她没喊我。”
她没喊我。当娘的不喊，是怕一喊，孩子就走不脱了。他就凭着这一声不喊，硬着头皮往前走。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我给她寄钱。”他说，“一个月十块，寄了三年。第四年我寄三十，她让人退回来二十。退的那张单子上她让人写了两个字：够花。”
够花。这两个字退回来，比什么话都狠。当娘的说够花，当儿子的就知道是不够。
“退回来是哪一年。”
“六六年冬。”
办案的写了。他落笔很轻。
缸子里的气往上走，走一步就散。范江海看着那点气，看了一会儿。
“账我算过。”他说。
“哪一笔。”
“康小满家那一笔。”他说，“七九年冬天，他娘托人送到省城五十块。收条在他本子后头夹了三十四年。那五十块，我没退，也没交。”
“那钱怎么用的。”
“请人吃了一顿饭。”他说，“五个人，八个菜，花了四十六。剩下四块，我买了烟。”
办案的没接话。
人家娘托人送到省城的五十块，他坐下来请人吃了一顿饭。说白了，那是拿人家一家的口粮，换了自己一桌菜。
“三十四年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按什么算都算不出来。按银行算，四块多。按他那条命算，算不出来。这笔账上没有数字。”
银行算得出利息，算不出人。四块多，这就是三十四年的利钱。
“你昨天夜里算过没有。”
“算过。”他说，“算了三遍，三遍都是那四十六。”
“为什么是四十六。”
“因为我记得那顿饭。”他说，“八个菜里有一条鱼，没人动。散席我让人打包，那人没要。鱼端走了。”
鱼端走了。八个菜里有一条没人动的鱼——那一桌人吃的不是菜，是那五十块钱的来路。他记了三十四年，记的是菜，不是人。
他把指头在桌上敲了一下。敲的是空处，没响。
“我这辈子最贵的一笔是八十七块。”他说，“一张单程票。”
八十七块。这钱不是他掏的，是人家掏的；人家拿命买的票，账记在他头上。
“还有别的没有。”
“有几笔小的。”他说，“唐铁山借过我五块，六八年，买鞋。我记在本子上，后来没还，他也没要。我给他家里送过两回东西，一回一袋面，一回三百。送完，我把那五块从本子上划了。”
“划了就是还了。”
“划了就是我不欠了。”他说，“那本子我自己写，写的时候我又是债主，又是账房。”
又当债主，又当账房。这债怎么算，全看他自己那一笔怎么落。
“小的还有哪些。”
“我娘退回来的二十块。”他说，“三妹住院那张单子上有一笔三块七，是输血的钱，那年我没在。还有三块。”
“哪三块。”
“前年加完油，人家找的三块。钱是新的，司机递给我，我没接。”他说，“我没接，这三块我也记着。”
没接也是记着。接了是收下人家的钱，没接是驳了人家的脸——这两样在他那里，都算欠。
办案的把这几笔写下来，写成一列。他写一笔，停一下。
“加起来多少。”
“加起来不到一百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大账上没有数字，零头我记得住。我这辈子就是拿零头当账算。”
零头记了一辈子，正账一笔也没算清。为啥？正账上那些没有数，一落数就成了钱；钱能还，人还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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