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，京郊。
下午三点，办案的把那杯水端进来。
“窗台上那杯水。”他说，“这屋里的规矩，杯具当天收走。昨天忘了。我今早看见，就给你端回来了。”
搪瓷的，白底，缸沿磕掉一块，露着黑。水还在里头，一夜过去，水面落了一层灰。
“倒了吧。”
办案的没动。
他没动，是有道理的。这杯子不能倒——一倒，就是把人家娘带来的东西当水泼了。
范江海把杯子端起来。他端着，没喝，也没放下。他两手把杯子扣在桌上，扣住。
“康平昨天还说过一句。”办案的说，“问他要不要倒水，他说这杯子不装水。他娘让他带的，他娘没了以后，他自己带。他说他爹活着的时候，这杯子只装过一次水，是给一个人倒的。”
“谁。”
“他说你。”
范江海低头看那只杯子。缸沿上那块缺口朝上，缺的那一块，跟他家以前那只缸子磕的位置一样。
一个缺口，磕在同一个地方。天下的搪瓷缸子那么多，偏偏磕的都是那一块。
“一九七九年我去过南边。”他说，“在他们家吃过一顿饭。我说你们家这缸子挺好。第二天他娘装了一袋花生让我带回去。就这么一句。”
“他记了一辈子。”
“他记的比我说的多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说的比我想的多。”
这话说得狠。他嘴上顺口一句，人家娘第二天就装了一袋花生；他心里头真正想的那些，一句也没往外掏。人家拿一辈子记住的，是他没过脑子的话。
“那一千多条里”，他忽然说，“有夸人的没有。”
“有一条。”
“念。”
审讯员翻了一会儿。
“一九九九年腊月，宁川，井上。”他念，“底下写着：那人说要把井看好。底下一位，姓康。”
“就这一条。”
“就这一条。”
一千零几十条，全是人家受的委屈；夸人的话只有这一条，而这一条也不是夸，是托付。那人说要把井看好——说白了，就是求。
范江海听完，把头低下去。他两只手还按在杯子上，指节都白了。
“他跑了十年。”他说，“一千零几十条。里头只有一句是说我好的。就这一句，还写成这个样。”
“人不是为你跑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知道他为什么跑。他要是有别的法子，他不会跑。他找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是我后头那一层。他找不着我后头那一层，就来找我。找着找着，把我找着了。”
找着找着，把我找着了。人家找了十年，走遍了门房、走廊、收发室，没人跟他说一句：你要找的人，早在这一层里头。
审讯员把笔录合上，拿手掌压了压。
“他儿子说的那句，是原话。你认不认。”
“认。”
“写下来。”
“写。”
范江海拿起笔。名字他写过三十年，这一回写得慢，比三十年里任何一次都慢。他写到一半抬头。
以前签下去是定别人的事，这一回签下去，是定自己的。
“那一页纸你放反了。”
审讯员把笔录转过来看。抄的时候那页纸卷了边，抄的人照着横格抄，压住了上半行，抄出一行倒字。第三遍重抄的时候纸还卷着。
这一页，他隔着桌子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辈子他挑人家的错挑惯了，末了连自己认的这一句，都是倒着写的。
“第三遍是对的。”审讯员说。
“第三遍对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爹的账上，好字也是反的。他抄那个字，抄了两遍才抄正。”
好人这个好字，也得抄两遍才抄正。话说的是字，扎的是人。
他把笔录转回去，往后一靠。
“下午几点了。”
“三点四十。”
“今天不问了。”
办案的把纸收走。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。
“你要是有话，我给你记。”
“没有了。”
门关上。屋里就他一个人。
他坐在那儿，两只手还搁在那只杯子上。
他试着开口。头一句没出来。
他咽了一口。第二句也没出来。
他没再试。
想说的话在喉咙里堵着，一句也顺不出来。对着这间空屋子，他反倒不会说了。
他伸手把杯子端起来。水是凉的。他喝了一小口，含着，没咽下去。他把杯子搁回桌上，放得很正，缺口朝天。
有人进来过一回，拿走桌上的水壶，看了看他，什么也没说，退出去了。
门没关严，留了一指宽。走廊里有皮鞋声，一趟过去，又一趟回来。
他低下头去。他想起康平站在门口，手压着掉漆的门框，背对着屋里，说了一半的话。他想起康平在食堂里，两个菜。他想起那张票根，八十七块，单程。
他想起他这辈子最会说的一句话。三个字，说给很多人听过，说过就忘了。
康小满记了十年。
他把胸口那口气咽进肚里。眼睛热了一下。他抬手要擦，手举到一半就停了。
他没有擦。
眼泪从眼眶里掉下来，落在左边手上，又落一滴在桌上，落在笔录压出的那圈印子里，把那圈印子洇开了一小块。
那圈印子是杯子压出来的。水一洇，圈就花了。这屋里唯一一块他自己的印子，也让眼泪冲淡了。
走廊里有人走过去。
办案的推门进来，看见了他。那人手里还拿着纸，站在门口，没说话。
他坐在那儿，没转头，也没抬手。他就那样坐着，两只手按着那只凉了的杯子按在桌上，站着的人看着，门开着，走廊里的灯照进来，照在他脸上。
他一辈子没在人前掉过一滴。
这一回，他没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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