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,京郊。
“他昨天没说完。”审讯员把一页纸推过来,“今天早上一上班,他在门房等着,把那句话补上了。我们记了。”
“记的什么。”
“原话。”
“念。”
审讯员把纸拿起来,从第一行念起。康平说的,他爹在他三十四岁那年说过一句,后来他爹快死的时候又说过半句。笔录记到半句这儿停住,底下一行是小字:被询问人说到这里停下,未再续。
“后头呢。”
“后头今天补的。”审讯员翻过一页,“就一句。他说:我爹说你是好人,后来改了。”
范江海没说话。
“再念一遍。”
“我爸说你是好人,后来改了。”
“一个字一个字念。”
“我。爸。说。你。是。好。人。后。来。改。了。”
一个字一个字念下来,念到那个改字上,屋里就静了。好人后来改了——骂人的话还能顶回去,这一句顶不回去,因为改是真改了,人家看见了。
屋里那盏灯还亮着。灯罩里那只小虫不在了,落了一圈黑的在罩口上。
“往哪改的。”
“他没说。”审讯员说,“这句后头,他没话了。我在那儿等了十分钟。他就不说了。”
十分钟。这十分钟比念出来的那些字都沉——他不说,是替自己留了一口气,也是替桌那头留了半张脸。
“从头念。”范江海说,“他原话是怎么起头的。”
审讯员把纸从头念了。
问:你父亲生前跟你提过他吗。
答:提过两回。
问:头一回。
答:我三十四,在井上。那天他把我带到食堂,给我打了两个菜。那时候食堂里没什么人。
问:他说了什么。
答:他说,江海是好人。
问:后来呢。
答:后来就改了。
问:改成什么。
答:他没说改成什么。他说后来的事,小孩子不要听。
“头一回是几月。”
“他没记住几月。”审讯员说,“他说是腊月,下雪。”
范江海把手放在桌上。他把手放在那儿,放了一会儿,又收回去。
“二〇〇二年腊月。”他说,“那一个月我做了两件事。一件是把宁川四号井的地皮过给我三妹,一件是把康小满从四号井调到五号井。他记的是前一件还是后一件,我不会问他。”
前一件往自家兜里揣,后一件是把这个老头挪开。一前一后,都在同一个腊月里。这两件事人家记了哪一件,都够;记全了,就更没话说。
“你可以问。”
“我不问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问他,他就要想。”范江海说,“他要想半天,最后说一句记不清了。他记不清,我这儿还得算一遍。算了没用。”
算得再清,人也回不来。他这三十天算来算去,算的都是没法改的账。
审讯员把笔停住。
“你这三十天,净算账。”
“别的没有。”他说。
“他走的时候,还留了什么。”
“留了个地址。”审讯员从笔录底下抽出一张纸,“门房给的。字是他自己写的。”
范江海把纸拿起来。纸条是从信封上撕的一角,背面写着一行:宁川四号井,地面,康平。字竖着往右歪。
“跟他爹一样。”他说。
“哪一样。”
“竖都往右歪。”他把纸条放回去,又拿起来,捏在手指里,“他爹写字就这样。他抄了三百七十六页,每一页竖都歪。儿子小时候照着他爹的字学的。”
“这字不是他练出来的。”审讯员说,“这是抄出来的。”
“抄出来的也一样。”
儿子的字不是练的,是一页一页照着他爹抄下来的。三百七十六页抄完,连竖往右歪这个毛病也抄进去了。人没了,字还在这儿歪着。
“你要收着?”
“不收。”
他把纸条搁在桌上,搁在摊开的笔录旁边,两头对齐。
“还有一个事。”审讯员说,“那双鞋,按规定三十天退。东西昨天退了。”
“退了给谁。”
“给他儿子。他儿子在会见室门口签的字。”
“他穿不穿。”
“他没穿。”审讯员说,“他脱了鞋,把自己脚上那双换下来,拿在手上,把那双新的装回袋子里。提走了。”
范江海看着桌面。
“他拎着走的时候”,审讯员说,“走两步停一下。袋子没拎稳,磕着小腿。”
“往前走吧。”范江海说。
往前走吧。这话说给康平听,也是说给自己听的。人家拎着一双没穿过的新鞋往外头走;他往里头走,路上什么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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