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，京郊。
“门口有人送东西。”审讯员把一包东西搁在桌上，“姓康。康小满的儿子。”
“送什么。”
“一包纸。”他把绳解开，“人没走。还在门房里坐着。”
纸是粗麻绳捆的，捆了两道。绳头烧过，结了硬疙瘩。包裹外头又裹了一层旧报纸，日期朝外，半个月前的。
“他说要见你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个包裹。他没伸手。
“见我做什么。”
“他说有一处字看不准。”
“谁的字。”
“他爹的。”审讯员把包裹往桌子中间推了推，“他说，那一处得让你看。”
包裹打开，里头不是一个本子，是一沓纸。
纸是裁的，一刀一刀裁的，大大小小不齐。有横格纸，有方格本拆下的页，有背面写过字的信纸。每一页右上角写着页码，写到三百七十六。最上头压着一张裁下的硬纸，蓝的，是塑料皮的里衬，边上磨白了，四个角卷着。
“原件呢。”
“村里的人拿走了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他压着抄了四十天，抄了三百七十六页。抄到最后一页，原话没抄完，铅笔断了。”
四十天，三百七十六页。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，一个人坐在屋里，拿铅笔一格一格抄。抄到最后一页，笔断了——这一断，后头的话就再也没人抄。
头一页是空的，只有一道压出来的印子。第二页起是字，铅笔写的，楷不楷，行不行，一笔一笔都摁得很实。有几页上带着指印，是汗浸的，字都洇开了。
那一页空着，可印子还在。字没落下，劲儿留下了。
范江海把最上头那一页拿起来。看了一会儿，放回去。放到那一沓的最底下。
“你认得这个字。”
“认得二十多年。”他说。
这话他说得慢。认得二十多年，这笔画的拐法一闭眼就能描出来。可他心里头宁可不认得——不认得，就不用往下接这一沓纸了。
“认得就说明白。”审讯员把笔拔开，“说是，我就写是。”
“是他的字。”
“一个字不改。”
“一个字不改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写字有个毛病，竖都往右歪。”
“念几条。”
“从哪条起。”
“从头。”
审讯员从第一条念起。
一九九九年腊月，宁川，井上。把人调走，比把人办了干净。
底下写着一个人，只写一个姓。姓钱的。
二〇〇三年秋天，北坡。井上抬下来一个人，当天夜里，先把井保住。底下写的是姓穆的。
二〇〇九年冬天，井要封了，立了一块碑，碑上没刻名字。底下那一行是看岗的老魏。
念到第四条，念的人停了一下。
“二〇〇五年夏天，大院门口。”他念，“你的事我记着。”
底下留一个姓。魏。
屋里那盏灯在桌子上方。灯罩里落了一只小虫，影子在纸上打转。范江海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没动。
“这一句是我说的。”
“对谁说的。”
“对很多人说的。”他说，“我记不清有多少个。”
对很多人说的。这一辈子他拿这句话挡过多少人，多到自己都数不上来——一个一个挡出去，挡得干干净净，末了这些人的日子怎么样，全不在他眼里。
“本子上只记了一个姓。”
“他就听见那一个。”
同一句话，从他嘴里出去是打发，到了康小满耳朵里，倒成了一句托付。人家拿铅笔写下来了，一笔一笔记在纸上，纸上还带着汗印子。
审讯员往下念。念到一条只有六个字的。念到一条上头有两个人的姓，写在一块儿，中间用铅笔拉了一道线。还有一条后头添了三个小字：他忘了。
念到两百多条，范江海抬手。
“后头不用念了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后头还是这些。”他说，“换了个地方，换了个姓。”
换了个地方，换了个姓——这一句一出口，等于他自己把这一沓纸认全了。一千零几十条，一条一条，都是他手上的活儿。
审讯员把纸合上，拿绳绕了两圈，没系。
“一共一千零几十条。”他说，“他跑了十年。十年，七十二岁，死在京城一个旅馆里。哪一天，你知道。”
“五月二十六。”
范江海答得很快。
答得比问的还快。这一天他记了三年，年月日一天没差——这一天，那个跑了十年的老头，倒在京城一间旅馆的床上。
“他去京城三天。”审讯员说，“门口那本单子他填了四回，四回同一个地方空着。你知道那一栏是什么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你自己说。”
“找谁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写不出我的名。写出来，那纸就登不上；登不上，这三天就白站。他不写，也白站。他站了三天，就为把这个空留着。”
审讯员把这句话记了。记完他把笔搁在纸上。
“你替他把这个空说了。”
“说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晚三年。”
晚三年。三年里头，人已经埋了，那块牌子上的空还空着，门口那本单子上那一栏也还空着。他这一句，赶不上人家那三天。
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，搁到桌子下头去了。桌子下头什么也没有，他两只手在那儿扣着。
桌子下头什么也没有。他两只手在那儿扣着，扣得死紧——他这一辈子说话从来不用藏着手，这是头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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