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三年四月，京郊。
审讯员把这句话写下来。写到那个“压”字，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。
那一下很短。停完他接着往下写，写完把笔搁平，笔尾对着桌子中间那条旧划痕。
一个字停一下，他心里头跟着沉一下。“压”这个字，落在纸上，也落在他身上。
“哪一天。”
“二月十二。”
“阳历阴历。”
“阴历。”
审讯员从纸堆底下抽出一张表，捏着表角，照上头的日子推了一遍。推完他把表折回去，在笔录边上添了三个字。
“阴历二月十二，落到阳历上是三月。”他说，“你这三十四年，起头就差着二十来天。”
“我记的是阴历。”
“这些年，你一直按阴历算。”
“按阴历。”
“那今天这个数，”审讯员说，“按阳历是三十四年零一个月，按阴历是零两个月。”
“差一个月。”
“差一个月。”
范江海坐在铁椅子上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掌心朝下。他身上那件灰夹克的袖口，进来那天是干净的，这会儿边上起了一点毛。
三十四年，头一天就记岔了。他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：这些年他一天一天熬，熬的竟是一个错日子。
“那我这三十四年，”他说，“头一天就记错了。”
“头一天错了，后头三十四年还在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先记头一天。”
他拿起笔，在“记错”两个字旁边画了一道竖线。竖线从上头画到底，笔尖在纸角上停住，停了两秒钟，抬起来。
桌上那只杯子是上午倒的。水凉了，杯壁上那道水痕往下走了一截。
审讯员站起来，把杯子端到门那边，倒了。回来的时候杯子里是热的，倒了七分，底下一截空着。他把杯子搁回桌上那个水印圈里。圈比杯底大出两分。
七分满，留一截空着。他心里头明白：给人倒水留一截空，是留余地；留的这截余地，轮不到他喝。
范江海没喝。他看着杯口上那点白气，看它一点点没了。
“你自己算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一九七九年三月，到今年四月。念出声。”
“七年。”
“什么七年。”
“他在里头，七年。”
“往下念。”
“出来到没了，二十五年。”
“再往下。”
“没了到今天，两年。”
“加起来。”
“七，二十五，两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三十四年。”
三个数，一段一段念出来，念得他牙根发酸。一个人一辈子，就这么三段，两句话就念完了。
“零头呢。”
“我不要零头。”
这两个月的零头他不要。不是不想要，是要不起——要了，就得连头一天那个错也一块儿认下来。
审讯员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。这一回停得比前头长。
“零头是两个月。”他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两个月，你不要。”
“不要。”
他把这两个月写上去。写的时候他把笔捏得很直。
“这三个数，是你头一回这么算，”他说，“还是以前算过。”
“头一回。”
“以前怎么算。”
“以前只算头一个。”
“七年。”
“七年。”
“后头那两个数，没算过。”
“没算过。”
“为什么不往下算。”
范江海的手指头在膝盖上按了一下，按进去，松开。
“算到那儿，”他说，“手就停了。”
算到那儿手就停，是心里头不敢过那一道。七年还能算，二十五年一算，人就成了一个出不来的人。
审讯员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铅笔，搁在桌上，往他那一面推了半寸。铅笔是半截的，笔尖削过一回，削得不齐，木头那一圈起了毛。
“纸不给你。”他说，“要画，画在桌上。”
范江海把铅笔拿起来。笔杆是凉的。
半截铅笔，削得不齐，木头起了毛。这种笔他太熟了。他心里头咯噔一下：三十几年前，人家拿的就是这么一支笔。
他没画。他把铅笔捏在手里，捏了一会儿，搁回桌上，笔尖对着自己这一面。
铅笔横在桌子中间，压着那道旧划痕。
“三十四年，每年二月你都算一回。”审讯员说。
“算。”
“算一年里的什么。”
“算我添了什么。”
“添了记在哪儿。”
“记在心里。”
“算出来过没有。”
“算过一回。”
“哪一年。”
“二〇一一年。”
“算出来什么。”
“算出来他不在了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的。”
“有人来说的。”
“谁来说的。”
“柏向南。”
“他怎么说。”
“他说，人不在了。”
人不在了——四个字，别人来传的。他心里头一沉：算了三十四年的人，末了还是别人告他一声。
审讯员把笔搁下。
“你每年二月算的，是他儿子的岁数。”他说。
“是。”
“从十一岁算起。”
“十一。”
“算到今年。”
“四十五。”
“你儿子今年多大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他嘴动了一下。他的手指头在膝盖上敲了两下，像在数什么。
“三十七。”他说。
“这三十七，你算了多久。”
“没算。刚算的。”
“你算他儿子的岁数，算了三十四年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你自己儿子的，你没一年一年算过。”
这句话砸下来，他心里头那块地方空了。人家的孩子，一年一年往上加；自家的孩子，一岁都没往心里搁。
范江海坐着，没说话。
“他十一岁那年，你在哪儿。”
“在城南库房。”
“你儿子十一岁那年呢。”
“我不记得他十一岁。”
我不记得他十一岁。这七个字一出口，三十四年那笔账，末了落在他自个儿家门上。他哪儿知道，往后最硌人的，不是那三十二块，是这一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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