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三年四月，京郊。
审讯员把笔录摊在桌上，翻到新的一页。他把笔拿起来，笔尖对着纸，先把日子填上，再填钟点。
填完他把笔搁平。
日子是人家的，钟点也是人家的。他心里头门儿清：从这一笔起，这一天的账就不归他自己记了。
“接上昨天那个。”
范江海坐在铁椅子上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。
“你想好了再说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今天我不问别的。”
“那一年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哪一年。”
“一九七八年。”
审讯员的笔尖落在纸上。他没往下写，等着。
“十二月十二号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库房里少的东西，是他认下的。”
“他。”
“康小满。”
“说细一点。”审讯员说。
“那年我在城南管库房。冬天进料，料堆在院里，单子归我。他刚从涝洼上来，没地方去。我把他领进去，给他挂了块牌子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临时工。一个月三十二块。”
“谁给他挂的牌子。”
“我。”
“我”这一个字，砸下来轻得很。牌子是他挂的，人就跟着他。他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：这条道，头一步就是他自己给人家铺的。
“他识字吗。”
“认得六百来个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上到四年级，他爹病了，就不上了。”
六百来个字，不算多。可这六百来个字，够描一个名字了。
审讯员把这一句写完，停了一下。
“少东西那回事，跟他有没有关系。”
“没有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连单子都没碰过。我跟他说过一回，单子你别碰，你只管搬。”
“那他认什么。”
“他认单子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单子是他填的，名字是他描的。”
“他描得像吗。”
“不像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描了三个晚上，纸是从库房地上捡的。他练的时候我没看着。他练完了拿来给我看，写得很慢，圆圆的，大大的，像小学生写的。”
三个晚上，捡来的纸，就为把一个名字描得像一点。他心里头明白：那不是练字，那是把自己往里头描。
“你当时说了什么。”
“我说，你描不像。”
“他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，我能描像。”
“我能描像”四个字说出来，屋里静了一静。
这四个字，他记了几十年。一句话，把一个人的后半辈子换出去了。他这会儿想起来，胸口像压了块石头。
审讯员把这一句写完，笔在纸上顿了一下。
“单子上十一个名字。”他说，“你的几个。”
“七个。”
“他替你顶的，是几个。”
“七个。”范江海说。
十一个名字，七个是他的。那七个字，一个一个压在人家身上。
他把搁在膝盖上的手抬起来，放到桌沿上，指头压着桌沿。
“这话是谁先说的。”审讯员问。
“他先说的。”
“他说完你怎么答的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
这一句问到了骨头上。他张不开嘴，一张嘴就得承认，人家从头到尾都比他实在。
审讯员等着。他把笔搁下，手搁在笔录两边，不催。
“我说了三条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说，你认了这个，几年出来我说不准。我说，进去的时候你儿子十一，出来他就大了。”
“第三条。”
“第三条我不记得了。”
第三条不是忘了，是不敢往回想。他心里头透亮：一个能把三条说得这么顺的人，偏偏第三条记不住。
审讯员的笔尖在纸上走了两秒。
“他听完呢。”
“他说他妈药是赊的，秋天还。说他媳妇胃不好。说他回家把井淘了一遍，柴劈了两垛，褥子拆了洗了。”
赊的药，淘一遍井，劈两垛柴，拆洗一床褥子。一个人交代的不是话，是日子——他一走，这些活就没人干了。
“他说这些干什么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那天夜里蒸了四个窝头，搁在桌上。”
“窝头。”
“四个。我一个没吃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后来干了，裂了口子，摆在碗柜上。一个没少。”
四个窝头搁在碗柜上，干到裂了口子，一个没少。那不是四个窝头，是一条人临走前留下的家底。
审讯员把“一个没少”写下来，写完看着这四个字。他没问为什么摆在碗柜上。
“他走之前，有没有人拦过他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在不在场。”
“在场。”
“你说没说话。”
“没说。”
“他等没等。”
“等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站在岔路口没走，看了我一会儿。”
“等什么。”
“等我一句话。”
“你说了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岔路口那一眼，跟五十年前井架底下那一眼一样，他记了一辈子。那两回他都没说话。一辈子两句话没说，就拿两条人命抵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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