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二年十二月，京城，城西那处院子，一楼朝南那间。
“今天不谈你的。”
屋里摆了五把椅子。四把在一排，一把在对面。四把椅子的腿底下各垫着一张折起来的纸，是怕响。
垫纸是怕椅子响。这一屋子的动静，都有人管着。
“我坐哪儿。”
“坐对面。”五十来岁的说，“今天你听。”
范江海坐下来。他这把带扶手，对面那四把不带。
“四个都来。”
“都来。”
“一个一个来。”
“一个一个来。”那个人说，“他们四个如今不在一个屋。今天破一回例，一会儿还得坐到一块儿。”
头一个进来的走得快。快六十的人，肩膀还是宽的。进门先看的不是椅子，是坐在对面的那个人。
看椅子的是来坐下的人，看人的是心里头有账的人。
他坐下，坐得直，两只手搁在膝上。
“你叫什么。”
“严铁鹰。”
“跟他多少年。”
“二十二年。”
“一九九〇年到二〇一二年。”年轻的念，“对不对。”
“对。”
“北边井上换泵那笔钱，压了二十天。谁让压的。”
“他让压的。”
“原话。”
“压着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别往上写。”
原话就这两个字。不带一个脏字，可落在耳朵里，比骂人还重。
范江海看着他。严铁鹰不看他，看桌子角。桌上一层漆擦得发亮，什么也没摆。
二十二年里这句话说过多少回，早数不清了。如今头一回，从别人的嘴里出来，正对着他的脸。
“井上的人来过三回，回去怎么说。”
“补了就穿。”
“谁说的。”
严铁鹰停了一下。他把右边袖子往上推了半寸。手腕子上有一道旧疤，白的，横着。
“他说的。”
“你认不认。”
“我认。”
“你还有什么要说的。”
严铁鹰把袖子拉回来，手放下。
“那年冬天雪大，我从三号井上下来，腿冻坏了，走不动。他背了我四里地。”他说，“到了伙房门口，他把棉袄脱下来裹我，自己穿一件单的走回去。那年我二十，他三十一。”
四里地，一个人背着一个人。这一句他攒了多少年才说出口，没人知道。
“这一段你说了几回。”
“两回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头一回他们没往上记。我说的是这个，他们写的是那笔钱。”
说白了，他要说的是这个，纸上要记的是那个。两样东西搁不到一块儿，他也没撒手。
范江海开口：“他们没记错。钱是钱的事。”
这话说得硬。硬，是他自己先得硬起来。
严铁鹰这才看他一眼，看一眼就转开了。
“你背过我。”他说，“我也没忘。这两样搁不到一块儿去。”
“搁不到一块儿去。”范江海说。
一个人背过一个人，又一个人压过一个人。这两样东西，是真搁不到一块儿去。
第二个进来的时候在门口蹭了两下鞋底，把雪蹭掉。他手里没拿本子，两只手空着，站着不知道往哪儿放。
“坐。”
“坐。”
“你那四摞本子，是自己分的。”
“自己分的。”
“一摞一个人。”
“对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按名字分的。分的时候没人让我分。”
“你记了多少年。”
“十四年。”他说，“一百四十四本。”
“哪一本记得最细。”
“二〇〇三年那一本。”他说，“那一年事多。”
“他让你记的。”
“他说过一句，让我记着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就这一句。他没说过让我记别的。”
“那你自己为什么记。”
柏向南的手指头在膝盖上动了两下。
“我怕忘。”他说。
怕忘。这一句是实话，说得比什么都在理。
“怕忘什么。”
“怕有些话，他今天说的和明天说的不一样。”他说，“我记下来，自己能对一对。”
范江海插了一句：“你对出来没有。”
“对出来了。”
“对不对。”
“对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从头到尾，一个样。”
从头到尾，一个样。这四个字，比骂人狠。
年轻的翻到一页，念了一段日子，念了某天下午屋里坐的几个人，谁先开口，谁没开口，谁把茶杯往桌子中间推了半寸。
“这一段对不对。”
“对。”
“那天谁把茶杯推过去的。”
“我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把话说到一半，我给他续水，杯子挪了半寸。”
“这个也记。”
“记了。”他说，“我记的时候不是给人记的。”
“现在呢。”
柏向南不说了。他坐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现在给人看了。”
“撕掉的那半页，是什么。”
“没写。”
“纸背面有印子。”
“我写字用劲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底下那一页压出来的是上一页的字。”
屋里静下来。上一页的字压到这一页上来，看得见，认不出。
他坐着，没再问。这一页到底是什么，他自个儿心里头也有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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