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子从西头抬到院子里，两个人抬一箱，抬了六趟。
抬了六趟。这一辈子他抬过的东西不少，头一回抬的是自己的账。
车停在台阶下头，后盖开着，车厢里铺了塑料布。
范江海站在台阶上。他数着箱子，一箱，两箱。六箱都上了车，在车厢里码成一排，麻绳朝外。周正把后盖往下压，压了两回才扣上。
压了两回才扣上。如今连个车后盖，也不听使唤了。
柏向南站在车边上，大衣搭在胳膊上，一直没穿。他的一只脚在地上蹭，蹭出一小片白印。
一只脚在地上蹭，蹭出一小片白印。心里头磨得慌，脚就闲不住。
“你回哪儿。”
“回东边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东西都在单位，家里就剩床。”
家里就剩一张床。跟了他二十来年的人，如今家当也就这么点。
“你媳妇知道你上这儿来。”
“知道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早上走的时候，她把那件棉袄又给我塞回来了。”
“她说什么。”
“她说外头下雪。”
她说外头下雪。一句话，不问他去哪儿，不问他几点回。
范江海抬头看了看天。天阴着，雪不下来。
“坐车走。”
“不用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坐公共汽车。”
“你坐车。”
柏向南上了后头那辆小车。他上车的时候动作慢，先把大衣铺在座上，才坐下去。车门关上，车出了院门。
先把大衣铺在座上，还是这个习惯。跟了他二十来年，到这一趟也没改。
周正把清单折起来，塞进文件包里。他没看范江海。
“您这几天别出城。”
“我不出。”
“回头有人跟您谈。”
“哪一天。”
“回头有人通知您。”
回头。这两个字最磨人：连个日子都不给你，就叫你等着。
周正也上了车。车走的时候压过院里那一片薄冰，冰碎了，响得很脆。
冰碎了，响声很脆。这一院子里的动静，就这一声脆。
楼门口剩范江海一个人。他站了一会儿，抬头看四层。四层的窗子关着，玻璃上一块白印，是有人从里头擦出来的。
窗子关着，玻璃上一块白印，是有人从里头擦出来的。这楼上的人，如今都从里头往外看。
下午四点，柏向南的媳妇打电话来。
“他到家了。”
“到家就好。”
“他在屋里坐着。”她说，“衣裳没脱，鞋没脱，坐在床沿上。”
衣裳没脱，鞋没脱，坐在床沿上。这不是累，是心里头还没落地。
“你把电话给他。”
那边有一阵动静。有人走路，有椅子在地上磨。
“喂。”
“今天几点起的。”
“五点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起来把最后一本写完。”
“写完了。”
“没写完。”他说，“停了。”
“你自己写的那些。”
那边没出声。过了几秒钟才有声。
“您问的是哪一箱。”
“你自己知道。”
“那箱在我这儿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床底下，还在。”
床底下。半辈子的字，塞在床底下。
“钥匙呢。”
“钥匙上的线剪了。”
线剪了。早上交钥匙那根白线，他自己剪断的。
范江海把听筒换了个手。
“你留着。”
“我不留。”
“你留着。”他说，“往后有人问你，你手里得有个东西。”
这东西不是什么好物件，是个烫手的。可到那天，手里有它，人才站得住。
“往后有人问我，”柏向南说，“我照本子上说。本子上有的，我说有。本子上没有的，我说我不知道。”
“那三页。”
“那三页本子上没有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可它压在上头。”
压在上头。字没了，印子还在，压得死死的。
夜里十一点，城南那间招待所。
屋里一张床，一个柜子，一把椅子。暖水瓶搁在窗台上，瓶是白的，盖上磕了一块。他没倒水。
这一只白壶，盖上磕了一块。跟四一七那屋里那只是一样的。
他把窗帘拉开一条缝。外头下雪了，雪不大，落地就化。
对门有人走过去，脚步声慢，走到他门口停了一下，又走了。
停了一下，又走了。这一停，比敲门还清楚。
十一点四十，楼下车响。一辆，两辆。铁门响了，杠子落下来，咣的一声。
杠子落下来，咣的一声。这声音他听过几十年，头一回是落在他自己门口。
十二点差五分，电话响了。
他拿起听筒。
“今天的东西点完了。”
“多少。”
“一百四十四本。”那边说，“一本不少。”
“那三页。”
“在。”那边说，“印子在，字没有。”
印子在，字没有。一个印子压了二十来年，压到现在，还得算数。
范江海没说话。听筒里有点杂音，像风。
“还有，”那边说，“今晚要开会。”
“几点。”
“现在。”
“我在哪儿等。”
“您在屋里等。”那边说，“通知您再动。”
现在。会正开着，他在这屋里等着，等人家通知他动。
电话挂了。
他站在窗前。对面那栋楼，四层整排的窗子全亮着，一扇挨着一扇。雪落在窗台上，薄薄一层，风一过就散了。
一扇挨着一扇，整层楼都亮着。这一宿，那边的人不用睡。
他伸手摸暖气片。凉的。
他记得一九六五年碱滩那天的冷。那天的冷是从外头往里头冷。
那一年在碱滩上冻得骨头疼，可那时候他有热乎气，有半块窝头，有一身力气。
这一回是从里头往外头冷。
那一夜，对面四层的灯，一直到天亮，一扇也没灭。
一扇也没灭。那边一屋子人开会，他这边一个人坐着，坐了一宿。这一宿，谁也没合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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