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十一月，京郊，法庭。
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“他没错。”
“哪个他。”
“柏向南。”
书记员的笔没停。审判长把槌子往桌里推了半寸，没敲。
“记录在案。”审判长说，“公诉人继续。”
柏向南站在证人席上。他两只手扶着台子边，指头按住的地方留了五个印，干了，剩五小块浅色。
五个印，五小块浅色。就这么按着，按了一上午。
“证人，被告人刚才那句话，你听见了。”
“听见了。”
“我问你。”公诉人把手按在台子上，“这些本子，是你记的。”
“是我记的。”
“一百四十四本，都是你一个人记的。”
“是。”
“谁让你记的。”
柏向南没回头。他看着台面上那五个印。
“范书记。”
“他让你记什么。”
“他说的每一句话。”
“他不让记的呢。”
“不让记的我不记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十四年，只有一件没记。”
公诉人让法警把编织袋抬上来。袋口用麻绳扎着，绳结打死，法警拿小刀挑开。里头是一包包牛皮纸，一包十二本，用皮筋捆着，捆了两道。旁听席上有人往前探身子，又坐回去。
“一共几包。”
“十二包。”
“一包十二本。”
“是。”
“为什么捆十二本。”
“一年十二个月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个月一本。”
一个月一本，一年一包。一包一包码下来，就是这个人的十四年。
“谁定的。”
“我定的。”
“本子原先装在什么里头。”
“一个包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黑的，皮的，提手断过一回。”
“断了怎么弄的。”
“用胶布缠上了。缠到后来，土落在胶布上，我没换。”
土落在胶布上，没换。十四年，就这一个包。
“包是谁的。”
“他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第一年他从家里提来的。十四年，包在我这儿。”
“他定的呢。”
“他不管本子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只管我说的那一句‘记上了’。”
他只管那一句“记上了”。本子垒成什么样他不管，他要的就是那一句应声。
“封面上的号是谁写的。”
“我写的。”
“用什么写的。”
“铅笔。”
“每一条后面还有旁注，也是铅笔。”
“是。”
“铅笔能擦。”公诉人说，“你擦过没有。”
“没擦过。”
“不擦，为什么用铅笔。”
“范书记说过一句话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说，记在纸上的字，最好能擦。”
“被告人，这句话你说过没有。”
“说过。”
“什么时候说的。”
“他来的第一年。”范江海说，“那年他二十三。”
二十三。一个二十三岁的人，头一天来上工，听的就是这样一句话。
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”
“意思是，他要是记错了，能改。”
记错了能改。这话说出来，庭里没人接。
公诉人把最上头那一本举起来。封皮是牛皮纸的，右下角磨破一个口子，露出里头的纸边，白的一层。他把本子翻开，翻到第一页，举给法庭。
“第一页上只有一行字。”
“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六日，跟范书记。”柏向南念。他念得很慢。
念得很慢。十几秒钟，就念了这一行。
“这一行是你写的。”
“是。”
“那天还有别的事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那天他带我认了门。三间屋子，一台电话，一把椅子。他说，你坐这儿。”
三间屋子，一台电话，一把椅子。头一天，就认了这些。
“就这一行，你写在了第一页。”
“是。”
“后来你翻过这一页吗。”
柏向南的手在本子边上停了一下。
“翻过。”
“翻过多少回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同一页上的字，为什么这一行比别的亮。”
“摸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手摸的。”
手摸的。一笔一行，摸到纸面发亮。
法庭里没人说话。书记员的笔在纸上走，走得比刚才慢。
“最后那一本。”公诉人说。
法警把最后一本递上去。封皮上的号是铅笔写的，字比别的本子小些，写着“一四四”。
“末一页上，你写的是什么。”
柏向南没有马上念。他把本子往台面上放平，两只手按了按，按到封面贴住台子。
“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一日。”他念，“组织找我谈话。”
“就这一行。”
“就这一行。”
“为什么不往下记了。”
“那天以后，我不记了。”
“谁让你不记的。”
“没人让我记，也没人让我不记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笔自己停的。”
笔自己停的。一百四十四本，一本没缺；最后一本，就停在这一行。
“被告人，你听清了。”
“听清了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那一本我记得。”他说，“我记得我让他记到那一天。”
我记得我让他记到那一天。这句话说完，他两只手在桌面上按了一下，又按了一下，按得手背上那几条白印子都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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