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休庭十分钟。”
有人给他端来一杯水。他没有接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一动没动。旁听席上的人起身活动，椅子响成一片。第三排那个女人没有动。她把膝盖上那个蓝布包往怀里拢了一下，抬起头。
一屋子人都动了，就她没动。怀里那个蓝布包，拢得比刚才还紧。
法警看了她一眼，没有拦。她说话的声音不高。
“你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，往那一头看了十一回。”
“你数了。”
“我数了。”她说，“我数了一辈子账，眼睛不花。”
数了一辈子账，眼睛不花。十一个回头，一回也没漏。
“那儿没有人。”
“没有人，你看十一回。”
他没有答。
他没答——这一句他答不上来。
“你今天早上又求了一回。”她说，“你要真为那个人好，你一回也别看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你一转头，全庭的眼睛都跟你转过去。”她说，“她就坐不住。”
这话说得一点都不绕：他多看一眼，那一头就多一分招眼。
他把手往桌面上收了一寸。
“她来没来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坐第三排。我背后是什么，我不回头。”
我背后是什么，我不回头。这话说得硬，也说得稳。
她说完，从蓝布包里摸出那本蓝皮册子，搁在膝盖上，用手掌按住。册子角卷着，磨白了。
册子按在膝盖上，手掌压着。这是她一辈子的架势，账不离手。
“这一本，我念的时候念。”
“念什么。”
“念我记的。”她说，“记的东西不好念。你就听着。”
记的东西不好念。可不好念的那些，才是最该念的。
“念的时候你抬头吗。”
“不抬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我眼睛花了，得戴镜子。”她说，“镜子搁在你家柜上头，我带来了。念的时候我戴上，你坐你的。”
镜子是从家里柜上头取下来带来的。连这个她都想到了。
法警走过来了。她没有再说。
下午开庭前，辩护人把一沓纸推过来。最底下压着一张单子，是收他随身东西那天登记的。他一行一行往下看。眼镜一副，腰带一根，钥匙三把，皮夹一个，纸票一张，一九六五年。
眼镜一副，腰带一根，钥匙三把，皮夹一个。这一辈子的家当，登记下来就这几行。
“纸票这一件，庭上问过一回。”辩护人低声说。
“问过。”
“你怎么答的。”
“我说是我留的。”
“庭上还要问。”辩护人说，“你想想怎么答。”
“不用想。”
“你留着它做什么。”
“留着。”
留着。两个字，没道理可讲，也不用讲道理。
他把单子往下看。最后一行是那块布。登记的人用了两个字。
“这一行是谁写的。”
“收东西的人。”
“写的是两个字。”
“有补。”
“布上那道白线，写上去了没有。”
“没写。”
布上那道白线没写上去。登记的人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也就没往纸上写。
他把单子折成四折，搁在桌上，用手掌压了一下，压到纸角贴住桌面。
下午复庭。公诉人换了第二本材料。
“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。”
“是。”
“那天下午，你去了城南一条胡同里的一家招待所。”
“去了。”
“去做什么。”
“去求一个人。”
“求谁。”
“白雪樱。”
“求她什么。”
“求她别去西边那个院子。”
旁听席上有人动了一下。审判长朝那一片看过去，那一片静了。
动了那一下的人，大概知道西边那个院子是个什么去处。
“她答应没有。”
“她说，说完了。”
“说完了，是什么意思。”
“意思是她已经去过了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她拿出来给人看过。”他说，“四页纸，签了名，按了手印。”
“你走的时候说了什么。”
“我说，我求你。”
“就这三个字。”
“就这三个字。”
我求你。三个字。他这辈子求过人，可这三个字说出口，还是头一回。
“她怎么答的。”
“她哭了。”他说，“没有声音，也没抬手擦。桌上那支铅笔滚到地毯上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”
没有声音，也没抬手擦。铅笔滚到地毯上，一点声都没有。
公诉人把这一页翻过去。
“被告人，这一件有没有异议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昨天到今天，两次请求挪椅子。”审判长说，“旁听席上坐谁，不影响本案审理。法庭记下了。”
“记。”
“今天到这里。”审判长说，“退庭。”
法警把手搭在他胳膊上。他没有起身，先把旁听席看了一遍。第一排空着。第二排他二弟低着头，手里那瓶水还是半瓶。第三排靠门，他三妹拿袖子压着眼睛。第三排那一头，他媳妇坐着没动，蓝布包抱在怀里。再往后，是那些拿本子的年轻人，笔帽都没盖上，纸上一个字也没有。早上书记员报的数他记得：旁听三十七人，名单上三十六个。多出来的那一个，没有号。
多一个，没有号。这多出来的那一个，他心里头早有数。
最后那一排，靠墙那根柱子后头，昨天空着的那个位子上坐着一个人。
一件旧大衣，蓝的，洗得发了白，袖口那一圈比身上浅。两只手搁在膝盖上。
那一片背着光。他看不清脸。
他也没再看。十一个回头太多了，这是最后一回。
“走。”法警说。
他没有动。那个人把头抬起来。
她朝他点了一下头。
就一下。快五十年，也就换来了这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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