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九月,京郊,法庭。
“念到哪儿了。”
“第二十三页。”
他没再问。念的人是站着的,念得快,一段接一段,中间不停。台下二十来个人坐着,谁也没动。他坐在被告席上,两只手放在桌沿。
站着的人手里是纸,坐着的人手里空着。这当口,谁高谁低,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念到第九页的时候,他开始数。
数的是自己的名字。
数这个干什么?他这辈子,这三个字被人喊过,被人求过,也被人背地里骂过,就是没有这样一声一声,当着人念过。
念的人每念一声那三个字,他就在桌子底下把大拇指按进一个指节。食指根,中指根,无名指根,小指根,再回到食指。五个指头绕一圈,是五回。他不抬头,眼睛看着桌上那份副本,副本摊在第一页,纸角翘着。
头一个小时,念的是1964年到一九七九年。名字来得稀。有时候隔两页才来一声。来了他按一下。
“被告人范江海,一九六八年四月,任北岭采油三队队长。”
按一下。
“被告人范江海,一九七九年十二月,授意他人出具虚假材料。”
按一下。
念到物证那一节,念那双棉鞋。鞋长七寸,鞋底缠过铁丝。念到这儿,纸上有四个字,物证灭失。他的手在桌沿上按了一下,按完放回去。这一下不是数。
这一下是按不住的。念到棉鞋,他的手指头比脑子还快。
数到第二十几回上,他断了一处。念的是“该人三次到大门口,被告人范江海未予接见”,一句里有两个“未予”,他数不清是一声还是两声。他停在那儿,等下面那一句。下面那一句里头没有他的名字,他松了一口气,又觉得这口气松得没道理。
这口气为啥松得没道理?他心里头明白——漏下一声,账上就少一个人。
到十点,指头绕了六圈,又过了两个指节。三十二回。三十二回里头,有十一回后头跟着别人。
李长贵,技术员,老太太。老太太那一处,纸上写着:该人来过三次。底下没有名字。念的人把这半句念得很平,念完就翻页。
该人来过三次。三个字,一个名字都没有。说白了,这是纸上最体面的一种写法——人来过,人没名。
他按了一下指节,把这一声算进去了。
十点二十,那个年轻人被扶出去。鞋跟在地上拖,拖两步,门关上。
他趁着这段动静把数字记了一遍:三十四圈,外加三个指节。
这个数目在他脑子里落下来的时候,他没接住。太大了。两个小时里,一张嘴念他的姓名,念了这么多回。他想起王秀芹那本账簿。结婚那天夜里,她记账本第一行写的是“收:唐铁山5元”。后头那些年,她记出去的多,记进来的少。一笔一笔,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时候他嫌她小气,一本账簿翻来覆去用。她说过一句话:账不记,钱就没了。他当时笑她。
现在他被人念了多少回,他自己替人家记着了。
她记的是钱,他记的是名字。她一本账簿翻来覆去用了那么些年,他才记了一个早上,指头根就按得生疼。
“被告人。”
他抬起头。审判长看着他。
“从十点二十起,你的右手一直在桌子底下动。”
庭里静了半拍。旁听席上有人扭头。
“手指头。”他说,“麻了。”
“麻了也不许在庭上活动。”
他把右手拿上来,放在桌面上。手背上有几道白印,是裤缝上的折痕压出来的。
白印子一道一道,没说话。他也没说那不是麻的,是数的。
十点三十复庭。他换了左手。
纸上的数还没念完,这只左手的指头,还得接着数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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