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五月,京郊。
“签在这儿。”
审讯员把一沓纸搁在桌上。纸是从袋里抽出来的,边角齐,底下垫着硬纸。他把最上头那一页掀起来,两根指头按着,按在右下角。
“这一块。”
“签几个。”
“一页一个。”
“多少页。”
小姜数。她数得快,指头顺着纸边往下走,一页一页压,压到底,抬起头。
“一百四十七。”
“签。”
“不先看看。”
“这三十张是我自己写的。”他说,“一个字一个字写的。”
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东西,用不着再看一遍。
他把袖子往上推。袖子旧了,推到小臂上就停住,不往下掉。
“一页一个,是什么规矩。”
“底下一处改了,上头就有出处。”审讯员说,“一页一个,谁也添不上字。”
一页一个,是防着有人在纸上添东西。
“添字的多不多。”
“不多。”审讯员说,“添过一回。”
“哪一回。”
“你不用问。”他说,“那一页上添的不是字,是一行号。”
“还有一处。”小姜说,“昨天补的那一节,末一行你没改。”
“写着什么。”
“记不清。”
“那三个字是我说的。”他说,“说的时候就是记不清。”
“签上去,纸上的记不清就是你的了。”审讯员说。
“本来就是我的。”
“你不改。”
“不改。”
小姜把笔搁在他手边。圆珠笔,笔杆细,笔帽上有一道划痕。他把笔拿起来,没往纸上落,捏着看了一会儿。
“这道是谁划的。”
“库里领的都有。”小姜说,“不是谁划的,是磨的。”
他在纸角上试了一笔。一道短横,深。
“算不算。”
“试笔。”审讯员说。
“上回是图,你说试笔也算数。”
“这回是笔录。”审讯员说,“笔录上不许有旁的字。”
他拿拇指去抹那一道。抹不掉,圆珠笔的印子往里吃,纸背那头鼓起一点。他把纸转正,在右下角写名字。三个字,一笔一笔。写到第三个字,他把笔提起来看笔尖。笔尖好着。
“念。”
小姜念页码,念日子。第一页,三月十一。第二页,三月十一。第三页,三月十二。她念一页,他签一页。念得不快,他签得也不快,一页上就三个字,他要写一会儿。
签的中间他把左手压在纸上。手背上那几条白印子还在,从虎口走到腕子,早平了,剩下线。
“这一条手上的口子,是那年冻的。”小姜说了一句。说完她把嘴闭上。
“二十七道。”他说,“她数的。”
“哪一年。”
“1964。”
二十七道裂,五十年前数的。如今裂口平了,剩下几条白印子。
念到第四十几页,念出来的是四月。
“这一页是哪天。”
“四月十六。”
“那天问的是谁。”
“问的是白雪樱。”小姜说,“后面那五页是她自己写的,她自己抄的一份。”
他把名字写完,往前推了半寸。
“接着念。”
晌午前,签了七十几页。纸边把手背硌红了一块,横着一条。他把笔从左手里倒到右手里,活动了两下指头,骨头响了一声。
“歇不歇。”
“不歇。”
“水凉了。”
“凉着喝。”
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,杯沿上磕掉的那一块正对着嘴。他把杯子搁回去,搁在桌子靠里那一侧。
“单子上有多少条。”
“两百多条。”审讯员说,“这些日子你报的,我都记在上头。”
“念到两百多条的时候,我想不起那人的脸。”他说,“姓记得,穿什么颜色衣裳记得,脸想不起来。”
人这辈子记得最死的是衣裳和姓,最先忘的偏偏是脸。
“今天不念。”审讯员说,“今天你只签。”
签到底下那一沓,桌上多出一页。那一页比别的薄,边上裁得不齐,右下角空着。他把笔停住。
“这一页。”
“附卷。”审讯员说,“不签。”
“上头的字是我说的。”
“是你说的。”审讯员说,“附卷跟着卷走,不跟着判。签了也不作数。”
他把那一页拉过来看。上头三行。一行是日子,一行是地方,一行是三个字:石春生。
“这一页我也签。”
“签不了。”
“不作数我也签。”
“作数不作数不在你那三个字上。”审讯员说,“你签上去,这一页就不成附卷了。”
他把笔搁下。他坐着,两只手放在膝上。膝盖上那两条裤缝磨白了。
“那我看着它进卷。”
“你看着。”审讯员说,“它进附卷,编六号,搁在最后头。”
“你上回说,你自己知道它在哪儿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他把那一页推回去,推得齐,跟那一沓并上。
纸跟纸并得齐。人,并不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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