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四个人下。”他说,“东头俩,西头俩。”
“你在哪头。”
“东头。”
“为什么东头。”
“东头深。”
“你想过没有。”
“想过。”他说,“深的地方挣一样的两毛。”
一样的两毛钱,他挑最深的站。
“那你还下。”
“挣一样的两毛,站得比人多一点。”
审讯员抬起头。
“谁在西头。”
“有个西边的,姓李。”他说,“还有两个,记不清了。姓康的在岸上拉绳子,他叫康小满。”
“为什么不上来下。”
“他怕水。”
“怕水的在池子边上站着。”
“岸上也冷。”他说,“他站在岸上喊我,一遍一遍喊,上来歇会儿。”
岸上也冷,可岸上不丢命。这话他没说出口,屋里的人都听明白了。
“你上去了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歇了就冻死了。”他说,“在零下四十度里干活,人身上有热气。一停,热气散了,血就冻住。”
歇一口气就是死。这道理他十九岁那年就懂透了。
“三天不睡。”
“半夜上去烤一个钟头。”他说,“板房里有个火墙。烤化了难受,从脚趾头往上疼,疼到膝盖。疼过去再下去。”
冻着倒不疼,化开了才疼。他盼着疼——疼,说明那两只脚还是自己的。
“那三天你怎么过的。”
“搅浆。”
“拿什么搅。”
“铁锹。”他说,“手冻僵了就握不住把,我用两条胳膊把把夹着,往上搅。泥浆不搅就沉底,沉了底就得重新配。”
“三天三夜不睡。”
“睡。”他说,“烤化了再下去。”
一夜一个钟头,这就是他那三天的觉。
“饭呢。”
“一天三顿,都在岸上吃。”
“你怀里那个窝头是谁的。”
“我中午省的。”他说,“揣在怀里,没舍得吃。”
“为什么省。”
“那天的窝头是掺白面的。”他说,“一周就这么一回。”
一周就这一回掺白面的,他省下来,揣在怀里捂着。
“你吃了没有。”
他没接话。他看着桌角。审讯员没催,铅笔搁在纸上,等。
“第三天下午三点,我吃了一半。”他说,“剩下那半块在怀里。”
“第三天下午三点,井上出事了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灯全亮了。”他说,“架子上那些灯,红的黄的白的,平时只点两盏。那天全亮了。”
“然后呢。”
“灌进耳朵里的声音先到。”他说,“铁碰铁,密得像下雹子。然后是喊。”
“喊什么。”
“关井。”
“你当时在哪儿。”
“池子里。站在东头。”
“接着。”
“一股黑褐色的东西从井口里起来。”他说,“笔直,比架子还高,像一根柱子顶到天上,然后炸开。”
“你从池子里上来用了几步。”
“没数。”他说,“爬的。腿不是自己的,是两根木棍。手扶着地往前挪。”
“上来以后呢。”
“都跑。”
“往哪儿跑。”
“往板房那头跑,往西跑。”他说,“人往哪边跑我看得清,雪白,跑的人黑。”
“你往哪边跑。”
“我往前。”
“前是哪边。”
“井口。”他说,“走两步,两个人从我旁边过去,没人回头。有个拎着棉袄跑的,跑得比谁都快。”
两个人从他旁边过去,一个回头的都没有。
“跑的那个是谁。”
他看着桌面。
“记不清了。”
记不清的是那张脸,忘不掉的是那件棉袄跑起来的样子。
审讯员把铅笔搁下,看了他一会儿,拿起来,写了一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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