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明天图还来吗。”
“请示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今天的话你认不认。”
“认。”
“小姜念一遍。”
小姜念的是最后那一段：从那开始，1964，十九岁。念完了她问，都对不对。他说对。
二〇一四年五月，京郊。
“从哪儿起。”
“你没画圈的地方。”
画了圈的他偏不从那儿起，要从圈外头起。圈外头那一段，才是他这几十年的开头。
审讯员把本子摊开，摊在桌子正中间，跟自己摆齐。铅笔搁在本子右边，笔尖朝里。他推过来一页纸，纸上空着，只在上头写了四个字：1964。
“从头。”他说。
“头在哪儿。”
“池子里。”
审讯员的铅笔落在纸上。
“哪一天下的池子。”
“1964年十二月十四。”他说，“早上六点，天还黑着。”
“谁叫你下的。”
“没人叫。”
没人叫，自己下去的。这一条最狠。
“你那时候是干什么的。”
“临时工。”他说，“一天两毛钱补助，管一顿。饭是高粱米加白菜汤，汤上飘一点油星。”
“临时工不算队上的人。”
“不算。”他说，“工地上最不值钱的那种。”
不算队上的人，才轮得着干工地上最不值钱的活。
“我们家没地。”
“说清楚。”
“西洼子村。”他说，“我爹是老石油，五九年在井口上让油管砸断了腿，一冬天躺着，第二年开春没了。我娘一个人在地里。底下还有两个，弟弟在上学，妹妹几岁。”
“你十九。”
“十九。”
“那你怎么不进队。”
“进不去。”他说，“队上的名额是给有关系的，也给城里的。我一样不占。”
“所以你去干了临时工。”
“我不是去干的。”他说，“我是去吃饭的。”
这一句把三天的苦都说透了。不是去挣前程，不是去奔个出身，就是去换一顿饭。
审讯员写了一行。他写字的时候，铅笔头压得很低，纸背那头鼓起一点。
“三天，你挣了六毛。”审讯员说，“这钱呢。”
“没结。”他说，“临时工的钱开春才结。开春我进了三连，这六毛就没结。”
“你到今天还记着这六毛。”
“记着。”他说，“六毛是六毛。”
六毛钱记了五十年。那不是钱，那是他头一回拿自己身子换回来的数。
屋里静了一下。暖气片里的水走了一趟，管子抖了抖。
“那一池子料多少钱。”
“三十多块。”他说，“指导员在会上算的。他说一池浆废了，得重新拉水、拉土、倒药，三十多块钱。他算这笔账的时候我心里过了一下。”
“过什么。”
“三十多块，够我们家吃三个月。”
一池料顶他家三个月的口粮。他站在这池子里，一天两毛。
“你下池子，是为了三天的饭。”
“是。”
“就这些。”
“就这些。”
“池子在工地最东头。”他说，“长三十步，宽二十步，深到腰。”
“水多深。”
“齐腰。底下是泥浆，泥浆底下是碎石子和水。”
说到这儿，纸上就剩一个池子了。至于在那个池子里站过的人后来当了多大的官，纸上一个字没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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