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一页是折的。
四折，折痕上磨出一线白毛。它夹在材料的最末尾，不算在十七页里头，小姜在上头另编了个号，字写得很小，写在右下角。
折成四折，是不愿意让这一张纸露在最上头。
摊开的时候，纸自己往回卷。审讯员用两根手指头按住一边。
上头一行。前头是一个名字。名字后头跟着四个字。
“我欠她的。”小姜念出来。
念完她把纸放下，没往下念。屋里静了一阵。
四个字念完了，屋里没有一个人接话。
“这一页你写在头一张上。”审讯员说。
“是。”
“后来折起来，不算。”
“头一个该写我自己。”他说，“她在头一个，就成了她替我记。”
“你写别人，最短的一段也有一百多字。”
“她不一样。”
“哪儿不一样。”
他没答。他把那一页翻过去，扣在桌上，四个折角朝上。
“这一行你停了多久。”审讯员问。
“停了半下午。”
“为什么停。”
“名字好写。”他说，“后头那四个字难写。”
名字是落在纸上的，那四个字是落在心上的。
“这一页算不算页数。”小姜问。
“不算。”
“那上头的号呢。”
“编就编了。”他说。
“还有一样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材料后头，按格式要跟一段。”审讯员说，“认罪悔罪。”
“我认了。”
“认了，得写。”
“我写在上头了。十七页。”
“那不一样。”
“我只会那一样。”
“写上两个字也行。”
“哪两个字。”
“悔过。”
“这两个字我不写。”他说。
悔过这两个字最好写，两笔就完事。他偏不写——写了就成了给上头看的话，不是给自己认的账。
“不写，你知不知道后头会怎么样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你也不问。”
“问了也一样。”
审讯员把笔搁下，两只手搭在桌上，没有催。
“不写就不写。”他说，“跟你说明白：不写，材料就是半个。”
“半个就半个。”
“上边看的时候，还是要问一句为什么。”
“问就问。”
“你不给一句，人家替你给。”
“替我给，也是别人的字。”他说。
他要的是自己那几个字，哪怕那几个字替他判得更重。
“你这一份材料，头一句是什么。”
“我叫范江海。”
“末一句呢。”
“末一句是日子。”
“当中没有别的。”
“没有别的。”
下午四点，小姜把材料理齐。十七页，一页不多，一页不少。她把折页夹回末尾，折角朝里。
“签字。”
他把笔拿起来。笔是铅笔，笔尖上午削的，削得整齐。他在末页落款处写了名字，写了日子，一天不落。写完把笔递回去。
“还有手印。”
印台是小的，铁的，盖子上有一圈锈。他拿右手大拇指在印泥上摁了一下，摁得实，抬起来的时候印泥上留下一个坑。
他按了两处。一处按在名字上，一处按在骑缝上。骑缝要按三页，小姜把三页错开一寸，让他一按到底。
按完他把手翻过来看。拇指肚上一层红，红得厚。他在裤子侧面擦了一回，擦不掉，又在桌沿上蹭了一回，桌沿上留下一点淡红。
那点红擦了两回还没下去。印泥这东西，擦得掉是印子，擦不掉的是按下去的那一下。
小姜把材料装回牛皮纸袋，袋口折了两折，贴上封条。封条上她写了一行字，写完把有字的那一面朝里贴，压平。
“封条朝里。”他说。
“朝里有字。”小姜说。
那袋东西抱走了。桌上剩一支铅笔，一块硬纸壳，纸壳红字朝下。还有那个印台，盖子没盖，印泥上那个坑还在。
第二天早上，袋子回来了。
还是那只牛皮纸袋，封条没动，回形针别在袋口。别上去的那张纸条，是从材料纸上撕下来的，一边不齐。
小姜先把回形针退下来。纸条上一行铅笔字，字很小，写得很平。
这一份材料，在同类里头极罕见。
后头没有名字，没有日子。
审讯员把纸条看完，翻过去，压在本子底下。压的时候他用了两个手指头，压得很平。
夸这份材料的话，写得不轻。可写这话的人夸的是纸，不是人。
“上头写了什么。”范江海问。
“问你的时候，我再说。”
“现在不能问。”
“现在不问。”
“退回来的是我那十七页。”
“是。”
“上头没添字。”
“没添。”
“没添就好。”
小姜把袋子拎起来，抱在怀里，抱得很正，走了。
他坐了一会儿，伸手把印台的盖子拿起来，盖上。盖的时候对了两回，才对准。灯在头顶上，光落在桌上一小块，照不到墙。
这屋里头的东西，眼下就数这个印台还归他管。盖子对了两回才盖上——一辈子签过多少字，到了末了，就剩这点事能做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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