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四月，京郊。
齐广志那一卷，是让人先调走的。
那一年他坐在常委会的第三个位子上，从头到尾没说话。散会的时候，别人递上来一张纸，上头的会签栏空着。他把手放在纸上，放了很久。最后他把那页纸压在了底下那一摞里，压住，散会。
会签栏空着，他心里头门儿清——那一笔签上去，是往别人身上落石头；不签，石头就留在自己脚底下。他选了后者，把那页纸压到底下，压得跟别的纸一样齐。
后来齐广志出事，他去过省里开会。会开完的那天早上，人已经出殡了。出殡的时辰是九点半，他九点半在会场第三排，听着前头念稿子。散会出来，才听人说，人已经埋了。全省去的人里头，他一个都没去。
同一个钟点，土往下落，他坐在会场第三排听念稿子。这两件事他从来没往一块说过，可心里头搁了一辈子。
那副挽联前一年被退回来过一回。齐家的人说，上头写错了一个字。字错了哪个，他没去问。他把挽联搁在办公室里，搁了两年。第三年冬天他把它烧了，灰落在炉台上，他没有扫。
“错的是哪个字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你没看。”
“我看过。”他说，“我看过很多遍，看不出来。他们说错了一个字，我就当它错了。”
字错了是小事，他不问才是大事——一问，就得认这个人，认了，就得去上一炷香。
“那副挽联上写的什么。”
“不记得了。”
“你写的。”
“是啊。”他说，“我写的。我不记得了。”
“这三个，你都送过。”
“嗯。”
“都送到了没有。”
“一个送到了。”他说，“一个没到。一个我站着没动。”
三种送法，一种比一种冷。到最后一个，连脚都没动。
审讯员把这一句记下来，抬起头。
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“唐铁山的，我一句话推开了。”他说，“沈怀山的，我到了，一个字没写。齐广志的，我坐在会场里，出来才知道人埋了。”
“就这些。”
“就这些。”
“那你报的时候为什么停下来。”
他说不下去。他看着那杯水。水早凉了，杯口上有一圈很干的印子。他把杯子端起来，没有喝，在手里握了一会儿，又放下。杯底跟桌面撞了一声。
“他们都被我埋了。”
审讯员没有动。小姜的笔停在纸上，笔尖上有一小团墨，慢慢洇开。
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“他们都被我埋了。”他说。
“谁埋谁。”
“我埋的。”他说，“不是埋人。他们死的时候我都没在场，我没那个本事。是我把他们埋了。埋着，就没人再来找我了。”
这话听着绕，其实一点也不绕。人一死，他就把那个人从自己账本上划下去，划完了就当没有这一笔——这不是埋人，这是埋自己的心。
“唐铁山死在哪儿。”
“南关那个院子。”他说，“院子小，门口有棵槐树，晾着一条裤子，裤腿卷着。”
“你去过。”
“去过一回。”他说，“车在巷口，我下车走了几步。”
“沈怀山的书房呢。”
“拉走了。”他说，“拉到废纸站。我让人去的。”
“齐广志的老伴。”
“后来搬了三回。”他说，“搬到哪儿我不知道。”
“还有别人。”
“有个采油工，叫姚树成。”他说，“他在会上举过一回手。后来他媳妇来找过我两回，头一回在传达室坐了一天，第二回带了个孩子。我让人把她送回去的。”
“送回去，还是打发回去。”
“打发回去。”他说，“送回去那句话我说不出口。”
一个“送”字说不出口，是因为心里明白，那不叫送。
审讯员把这三个写完，把笔帽扣上，又拔开。
“这三个人，你都还记得住。”
“记得住。”他说，“该记得住。”
小姜把笔录往回翻了两页。
“那我照你的原话记。”
“照原话。”
她念了一遍：“唐铁山，一句话推开了；沈怀山，到了，一个字没写；齐广志，坐在会场里，出来才知道人埋了。”念完她问：“都对吧。”
“对。”
“那你报的那一句，我也照原话记。”
“照原话。”
她写。笔尖在纸上走，一行，两行。她写字慢，写密了就把笔提起来看一眼，再落下去。写完她抬头。
“我给你念一遍。”
“念。”
“‘他们都被我埋了。’”
“对。”
“为什么是这一句。”
“别的我改过口。”他说，“这一句我不改。”
“不改就往纸上写。”
“往纸上写。”
“那你要签。”
“我签。”
小姜把那一页转过来，推到他跟前。纸面上那行字挨着她画的杠，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笔拉得长了一点。他看了一遍。他要的是这一页上没有一个字是替他留余地的。没有。
他签了两回。第一回签在下面那行小字上，第二回小姜说，页角也要，他又在右下角签了一回。笔是那种最普通的圆珠笔，笔杆细，他握得有点紧，签完把笔搁回桌上，笔尖朝里。
把一个笔尖朝里搁，是他这辈子剩下的一点规矩。别的规矩都没了。
他把杯子端起来，这一次喝了。水是凉的，他喝了小半口。
“今天先到这儿。”审讯员说。
“等一下。”他说，“我今天报到第几个了。”
“第十四个。”
“还差。”他说。
“还差几个。”
“数不清。”他说。
他把手放在那页笔录的角上。角有点翘，是刚才小姜翻的时候卷上去的，他拿指头把它压平，压了两下，压不平。
那个角到底没压平。这一页后来进了卷，跟别的纸一样齐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上头有个角是翘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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