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四月，京郊。
“接着说。”
“这几个我一时说不上来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那你坐了一夜，想出什么了。”
“想出别的了。”
审讯员把笔搁下。笔在纸上滚了半寸，停住。他没有催，也没有把本子合上，就让它摊着，摊在两个人中间。
“你从九点坐到现在。”他说，“你想说的不是这几个人。”
“不是。”
“那是谁。”
“是账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这一辈子欠了多少笔，我一笔一笔给你列。列完了，你再问那几个。”
“列得完吗。”
“列得完。”他说，“列不完我也得列。”
这话说得硬，像给自己上了个套。账是他自己的，列不完也得列——人到这一步才明白，什么叫还不完。
窗外有车过去，铁门在走廊那头响了一下。审讯员把小姜叫进来，让她坐边上。她自己带了笔和纸，坐下先把纸对折了一道，压平，再把笔帽拧开。
“你说慢点。”他说。
“我尽量。”
“第一笔，1964年，北岭。”范江海说，“王老蔫。”
“记人还是记别的一笔。”
“先记人。这一笔记他给过我半块窝头。”
“记下了。”
“那天井架上挂着冰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掰了一半给我，自己那一半揣回去了。他嘴上说，这孩子行。”
半块窝头，他记了一辈子。给过他的人死了几十年，这半块他还搁在心里，热的。
“这一句你上回说过。”
“说过我也说。”他说，“说三回也是这一句。”
“第二笔。”他说，“白雪樱。”
“哪一笔。”
“一九六五年冬天那半块。”他说，“她揣在棉袄里，掏出来的时候还热。我吃了。她那年才十七。”
十七岁的姑娘，揣着半块窝头走一路，捂热了才掏出来——那不是窝头，那是把心口上那点热气省下来给了他。
“还有没有。”
“还有一九七九年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她站在走廊那头，我在这头。中间隔着一个人的桌子。我能开口。我没开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那会儿开口要花钱。”他说，“我不想花。”
一句话，把一个人挡在门外头三十多年。钱他没花，人也再没回来。
小姜写完这一句，笔抬了抬，看了看审讯员。审讯员没理她，看的是范江海。
“第三笔，康小满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十年。”
“这一笔你昨天也说过。”
“昨天说的是人。”他说，“今天我记一件东西。”
“记。”
“我给他送过一回煤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一车煤，拉的块煤，好烧。他没要。他说，哥，你别给我送这个，我烧了心里不踏实。我硬卸在他门口。第二天他把煤码得整整齐齐，摞在墙根，一直没烧。”
“没烧。”
“没烧。”他说，“他媳妇后来跟我说，那堆煤放到冬天，上头落了一层灰，扫不掉。”
“为什么写这一笔。”
“因为那是我待他最好的一回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也是害他最狠的一回。”
待他最好的跟害他最狠的，搁在一句话里头说，这才叫真话。旁人听着拧，他自己心里头门儿清——那车煤是心，也是封口的东西。
本子翻了一页。小姜把自己那张纸也翻过来。
“第四笔。”他说，“一个采油工，叫姚树成。”
“这一笔怎么写。”
“他在会上举过一回手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散会以后我没找他谈。我让人给他换了个班。三班倒，倒到最远那个站。他媳妇来找过我两回。头一回来，在传达室坐了一天，从早上坐到天黑。第二回她带了个孩子。”
“你见了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我让人把她送回去。”
“送还是打发。”
“打发。”他说，“送这个字我说不出口。”
一个字的分别，他心里头清楚得很：送是把人当人，打发是把人当事。他选了后头那个。
小姜把“打发”写下去，写得很重。范江海看了一眼她那个字。
“你别写得那么重。”他说，“是我说的，不是你说的。”
“我记原话。”小姜说。
“第五笔。”他说，“那批被清走的老人。”
“清走多少。”
“名单上有十九个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们走的那天，车停在楼下，我从窗户往下看。有个老头自己拎着行李，帆布包，包带子断了一根，他拿绳子接的。我看了很久。”
“你下去了没有。”
“下去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下去送了两步。那两步走完，我就回来了。”
“那两步算什么。”
“算给自己看的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们不认那两步。我不认，也不该认。”
两步路，走给谁看？他自己知道，是走给自己看的。心里过不去的时候，人就爱走这两步。
“第六笔，严铁鹰。”他说，“这一笔我昨天没记全。”
“你昨天记的是手套。”
“手套记了。”他说，“今天记另一件。他替我进去过一回。出来的时候瘦了二十斤，牙掉了两颗。他出来那天我在车里等他，车停在路口，隔着一百米。他出来了，我让司机开车。”
“你没让他上车。”
“我让他上了另一辆车。”范江海说，“那辆车把他送回去，路上没停。我没让他上车，是怕人看见我接他。”
小姜笔尖悬了一下。
“这话我也记吗。”
“记。”审讯员说。
她写下去了，一个字没省。纸上一行，写的是一辆车没停——这行字比那三十张材料都沉，因为它记的不是贪了多少，是心怎么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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