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四月初，京郊。
“这半张纸，你留下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这纸是我自己抄的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原的入卷。”
“那你写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写：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四，夜里两点四十，北岭三号站着一把火，烧死一个人，二十二岁，叫石春生。生日是十二月十九。”
审讯员没有立刻落笔。
“这一件不在起诉范围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写进笔录，也还是笔录。”
“写。”
审讯员把笔拔开，笔尖按在纸上，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走。写到“石春生”，他停了一下，抬了抬头。纸角在他手底下翘起来，他用拇指按了两回，按下去，又翘起来。他写的时候左手压着纸边，右手握笔，笔杆立得很直，写到一半换了口气，笔没离纸。
“这三个字，你要不要再念一遍。”
“石春生。”
这一问，是给人留一回念头的工夫。他念了，念得清清楚楚，一个字没含糊。
他写完了，把这一段从头念回去。念到“十二月十九”，范江海抬手。
“后头那一句别写。”
“哪一句。”
“差了五天那句。”范江海说，“那句不用写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写上去，像我替他说情。”他说，“我不是说情。我是认。”
写上去就成了替死人求情，求情是软的。他要的是认——认硬，硬在纸上才立得住。
审讯员把笔伸回去，在那半句上画了一道。画得不重，字还看得见。画完他把纸转过来，让那一道朝着范江海。
画得轻，字还看得见。这一道是规矩划的，不是他划的；纸转过来，是叫他自己看着。
“你昨天说你不知道他叫什么。”审讯员说。
“对。”
“今天知道了，你要不要改口。”
“不改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昨天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今天知道了。”
“这两句话写在一张纸上，别人看着是两回事。”
“是两回事。”他说，“昨天那一句没名字，今天这一句有。”
审讯员把这句话记了。记完他往前翻，把上一页压平，压在本子底下。
“你昨天认的那一句，我记的是‘一笔一笔都认’。”他说，“今天这一件，你还认不认。”
“认。”
“不在范围里，认了不算。”
“不算也认。”
不算也认。这五个字顶得死——他要的不是算，是认。算不清的账，认下来才算回事。
“我给你说清。”审讯员说，“这一件对你没有一点好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还认什么。”
“这上头有名字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昨天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。今天知道了。知道了就不能装不知道。”
知道了就不能装不知道。他这辈子最拿手的就是装不知道——不知道，就不必管；不管，就不沾手。这当口名字落在纸上，他装不下去了。
“单子上没有的事，你还有几件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你想一想。”
“想起来的，就这一件。”他说，“还有几件想不起来的。”
“想不起来的怎么算。”
“算不知道。”
审讯员把这一句也记了。
“写上给谁看。”他问。
“不给谁看。”
“那写上做什么。”
“纸上有他的名字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一个字一个。”
一个字一个。这是他手里剩下能给的，也就这么多了。
“还有一句。”他说，“这一页你搁在哪儿。”
“附卷最后。”审讯员说，“按日子排，排在最后头。”
“你搁到最上头。”
“这个我做不到。”审讯员说，“材料有材料的规矩，附卷按日子排。”
“那就你自己知道它在哪儿。”
审讯员看了他一阵。
“我知道。”
晌午过了。有人从门口递进来一个缸子，缸子外壁上冒着白气。审讯员把缸子推到他右手边，推了半寸。
范江海把缸子捧起来，两只手捧着，捧了一会儿。他没喝，搁回去，搁在原地方，缸把朝外。
“你的话记完了。”审讯员把笔录转过来，推到他手边，“你签。”
范江海没签。
不签，不是耍硬。签了，这一件就归到那一沓单子里去了；他要让它单搁着。
屋里还是那样。灯在顶上，白，不晃。墙挨着桌角那一块浅印子还在，谁画的，什么时候擦的，他不知道，也没问。桌面上那道旧划痕从这头横到那头，中间短了一截。笔录摊在桌上，末一页空着半张，等着落日子。
“歇不歇。”审讯员问。
“不歇。”
“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。”
范江海伸手把桌上那半支烟拿起来。烟凉透了，烟纸皱进去一圈，捏着有点软。他把烟横放在那半张纸上，压在“石春生”三个字上头。
半支凉烟，横在名字上头。他手里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压了。
“这一件，你们问我，我不认。”他说。
审讯员抬起头。
“你不认。”
“你们没问过。”范江海说，“那天我要说，你说单子上没有。今天我报了，上头说不入。”
“是这样。”
“那你听清。”他说，“这些天你们问的，我都答了。答的全是单子上有的。这一件不在单子上。”
“写不进起诉书，也没人给你算数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你可以不说。”
范江海把两只手从膝盖上拿开，放在桌沿上。桌沿上磕掉一块漆，露着底下的白茬。他往前坐了半寸。
“我自己要说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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