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四月初，京郊。
早上八点，门开了。审讯员进来，手里捏着半张纸。
“查着了。”他说。
他把纸搁在桌上，搁在烟灰缸旁边。烟灰缸里那半支烟还立着，烟头朝范江海，没人倒，也没人收。
“念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你自己看。”
范江海把纸拿起来。半张，从一整页上撕下来的，撕口毛着，右上角印着一个铅字格子，格子里的字被撕掉半边，只剩一道横。纸上是三个字，铅笔抄的，写得急，一竖一竖都往右边倒。
他看了一会儿。
“这个春字，底下写成目了。”
他头一眼看出来的是个错字，不是那个人的名——他一辈子先看字，后看人。
“村上会计抄的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底页上那个字让水泡过，日字看不清，他照着笔画描的。”
“石春生。”
范江海把名字念了一遍。第二遍声音低了，第三遍只剩嘴在动。
一遍比一遍轻，第三遍只剩嘴动。这三个字，念给自己听，得慢慢来。
“出生日子也抄上了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九。”
范江海没出声。
“火是十二月十四，夜里两点四十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差了五天。”
差了五天。
范江海把纸放回桌上，放平。他用两根指头按住那三个字，按了一阵。手底下那张纸带着两道折，是撕下来的时候就有的，怎么按也按不平。
“底页在哪儿。”
“在村上的本子里。”审讯员说，“这一张是我抄的。”
“抄的时候手抖了没有。”
“抖了。”
半张纸在桌上压着，撕口一路毛上去，中间有两处拉得长。字写得很挤，最后一个挨着纸边，写到末一笔，铅笔尖出了格，在纸外头划了一道浅痕。他没问这张纸是谁撕的，也没问抄的人描坏那一笔的时候在想什么。
“这一件不入起诉。”审讯员说。
范江海抬起头。
“什么。”
“你那天说的那一件，我今天报上去了。”审讯员把本子打开，翻到夹纸条的那一页，“上头回了话，一句话，这一条不入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卷上写的是电线。”审讯员说，“站长免了职，钱到了户，当年就结了。二十年了，卷里没有一页纸是这一件。人也没有了。立不住。”
人也没有了，立不住。人没了，连案子也立不成。
“那七个字是我定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审讯员说，“所以你的话我一字没落，全报了。报上去，还是入不了。”
“入不了是我的事。”
“这不是你的事。”审讯员说，“这一件不在起诉范围。起诉书上不列这一条，判的时候也不算数。”
入不了是我的事。人家说不是他的事，他偏说是。
屋里静了一阵。走廊那头有人推车过去，轮子响到拐角就没了。
“回话的条子在这儿。”审讯员从本子底下抽出一张窄纸条，搁在桌上。纸条是裁的，一行钢笔字，底下一个红戳。戳盖偏了，压到纸边，字缺了一角。
范江海没伸手。他看着那个戳。
“红戳是什么意思。”
“意思是这一条定了。”
“定了。”
“定了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你要看就看，看完我还收着。”
“收着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按规矩，这一件我不能拿来问你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你那天说的那些，我记在附卷上。附卷跟着卷走，不跟着判。”
“记了几页。”
“两页半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你要听，我念回去。”
“不用念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认得你的字。”
我认得你的字。他不用听，眼睛一扫就认得。
审讯员把笔搁在本子边上，搁得很正。
“查名字的时候，我让人走了一趟那个村。”审讯员说。
“路好走不好走。”
“二十里土路。”审讯员说，“车到不了头，最后五里是走进去的。泥上都是鞋印。”
那村子在半坡上，房子一面朝着沟。进村的路是土夯的，两边是矮墙。那家在最东头，院门两扇木板，一把铁锁挂着，锁鼻上的锈是褐的。墙根堆着几根干柴，柴上落了一层雪。邻居家的老太太站在自家门里，一只手拄拐，一只手指着那道锁，说这锁挂了七八年，钥匙在妹妹家。
“那家呢。”
“门锁着。”审讯员说，“锁上锈了。院墙塌了半截，院里长草，菜窖也塌了。邻居讲，儿子死了以后，娘住到妹妹家去了。二〇〇五年冬天没的。”
范江海把两只手从膝盖上拿起来，搁到桌沿上。
“钱呢。”
“压在炕席底下。”审讯员说，“邻居讲，她走以前拿出来看过一回，又放回去了。信封没拆。”
信封没拆。那笔钱她到死没动——不是舍不得花，是不肯认这个账。
“棉袄呢。”
“下葬穿的。”审讯员说，“邻居讲，扣子是钉齐的。”
范江海没接这句。
“邻居是个老太太。”审讯员说，“拄着拐，站在门里说的，没出院。她说那孩子小时候在坡上放羊，上学走到镇上，一天来回四十里。她还说，那孩子死的那年冬天，他娘在院里给他烧纸，一年一回，烧到二〇〇五年。后来房子空了，就没人烧了。”
一年一回，烧到二〇〇五年。人死了，屋空了，纸也就没人烧了。
“坟在哪儿。”
“村后坡上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两块碑。一块他爹的，一块他的。碑上有名。”
“刻的是哪个春。”
“日字底那个春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刻碑的认得字。”
刻碑的认得字。碑上那个春是对的。
坟在坡后头，两块碑，青石的，一样高。碑上的字描过漆，漆是新的，边上没淌。左边那块碑前摆着一个酒盅，盅里落着土，干了。右边那块前头什么都没有，碑座底下压着半块砖。坡上的风从沟里上来，把草压倒一片。
两块碑一样高：一个前头有酒盅，盅里的土干了；一个前头什么都没有，碑座底下垫着半块砖。
范江海低下头，看那三个字。屋里那盏灯在桌面上压出一块白，别处都是灰的。他看了一阵，把指头从纸上拿开。他那只手的中指上有块硬茧，早年握管钳磨的，一直在。
“二十二岁。”他说，“报告上那个数我看过。”
“报告上没有名字。”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报告上写的是‘一人’。”
审讯员在本子上写了一行，写得很慢。
一人。报告上写的是“一人”，不是石春生——这屋里记得住数，记不住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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