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，京郊。
“死的那个人，他娘第二天早上到了站门口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她来干什么。”
“抱着件棉袄，新的。”他说，“她说天冷了，怕他冻着。扣子还没钉齐。门口的人不敢跟她说，她在门口站到晌午。”
那天早上风大，站门口的水泥地上结着一层白霜。那孩子的娘站在门外的空地上，棉袄抱在怀里，蓝布面，扣子钉到第四个，线头翘在外头。她把线头捻了一下，没捻住。门里的人站在门里，隔着玻璃看，谁也没出来。她在门口站到晌午，风把她的头发吹到嘴上。她后来把棉袄搭在胳膊上，走了。
线头捻了一下，没捻住。她手上也不利索，可她还是抱着这件活来了——那是给死了的人钉扣子的活。人都烧没了，她还怕他冻着。
审讯员把笔停住，等了一会儿，等范江海往下说。范江海没往下说。
“钱呢。”
“抚恤按最高的给。钱从能源那边出，不走北岭。”
“为什么不走北岭。”
“走了北岭，账上就多那么一笔。”
“你怕什么。”
“那时候我不怕。”他说，“那时候我以为，钱给到了，就平了。”
钱给到了，就平了。这话说得多顺——说白了，就是拿钱买一个“这事没发生过”。
审讯员把那句“就平了”也记了。
“钱到的时候谁在。”
“底下人在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收了钱，抱着那件棉袄走的。扣子让人钉齐了。”
“谁钉的。”
“底下人钉的。”他说。
扣子最后还是钉齐了。钉扣子的是底下人，不是他。
“她收钱的时候说了什么。”
“底下人说，她说了一声谢。”
一声谢。人家儿子烧死了，收下一沓钱，末了还说了一声谢——这一声道谢，比骂人还难受。
钱装在牛皮纸信封里。送钱的站在门口，念了单子上的数，让她在末一行按手印。她按了。信封拿在手里，她把棉袄抱在胸前，两只手抱着。
走廊那头有人推车过去，轮子在水泥地上响了一路，响到拐角没了。
“同一年还有一场火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城东那条街，一家馆子烧了半边。老板烫了，人没死。”
“那场怎么结的。”
“电线。”他说，“一晚上就结了。”
“谁让快的。”
“我当时也这么问。”他说，“答的是，没有人让。”
“你为什么现在说这一件。”审讯员问。
“昨儿来的那个孩子，跟我说了一句他爹的话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夜里没睡。”
“你可以不说。”
“你们没问过。”他说，“这些天问的事都在单子上。这一件不在单子上。”
“单子上没有的，本来可以不写。”
“我不能说我没看见。”
我不能说我没看见。单子上没写，卷里也没有，可那件棉袄、那声谢，都在他眼里过了一遍。
审讯员把本子往跟前挪了挪。
“还有一句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家里有个本子。她先头记钱，钱记不清了，后来记人。最后一页上头有十一个名字。第十一个没写名字，写的是二十二岁，男。”
本子是蓝皮的，四个角磨白了。前一半是数，横着排，一栏一栏。后一半空着，她一笔一笔添了名字，一行一个。
前一半记的是钱，后一半记的是人。钱记到后头记不下了，她就改成记人；记到第十一个，连名字都没有，只剩下二十二岁，男。
“那个本子你什么时候看的。”
“她念过一回。”他说，“那天晚上她坐在灯底下，一栏一栏往前念。念到最后一个，她停了一下。我坐在桌子那头，手里端着一杯热水，水没喝，凉了。”
念到最后一个，她停了一下。那一下停得比念一栏数还长。他手里那杯热水，从热端到凉，一口也没动。
“你记得住。”
“我记得住。”
“那个本子现在在哪儿。”
“在她那儿。”
审讯员写完最后一行，把笔搁下。他在末尾添了日期，写完把笔帽拧上，拧到底。
“这一段我记下来。”他说，“写不写进材料，是上边的事。”
“写上。”
“这件案子当年就结了，卷上写着电线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你现在认，往后未必查得着证。你认不认。”
“认。”
“按规矩，我还得问你一句。”审讯员说，“这件事，有人问过你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一个字都没人问过。”
“没有。”
审讯员把纸拉正，笔尖按在第一格上。
“你说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支笔。他把两只手从膝盖上拿开，放在桌沿上。桌沿上磕掉一块漆，露出底下的白茬。
“三号站那把火，是我要年前见油。”他说，“报上去的那七个字，是我让按电线定的。摘那一段的时候我在场，处理到站长为止的话是我讲的。站长免了职，是我点的头。那个孩子的钱，是从我这边出的。我一笔一笔都认。”
一句一句全是“我”，一个“上头”也没有。
审讯员写了一页，又写了一页。翻页的时候，他的笔尖在纸角上顿了一下，角上留下一个黑点。
“歇不歇。”审讯员问。
“不歇。”
审讯员把笔重新按下去，问了最后一句：
“那孩子叫什么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我去查。”审讯员说，“查着了，给你看一眼。”
范江海点了下头。
他伸手把烟灰缸里那半支烟拿起来，捏了捏。烟凉了。他没点，把它立在桌子当中，烟头朝自己。
烟凉了，他还是立起来，烟头朝自己，摆得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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