铃响了一下。短的一下，长的两下。看护在门那边站着，没进来。表在走，二十分钟。
“还剩多少。”儿子问。
“不少。”
“够我说完一句。”
“够。”
儿子把两只手都搁到台面上，搁得平。他的手跟他爹的手隔着玻璃，隔了就有一尺。玻璃上那点雾退下去了，台面上映出两只手的影子。
一尺。这两只手，就这么点距离，谁也够不着谁。
“爸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问你一句话，你答我。”
“你问。”
“那些钱，是干净的吗。”
范江海没有立刻答。他先把话筒往嘴上贴了贴，贴得紧了一点。
屋里那盏灯在头顶上，嗡嗡地响。隔壁那排桌子坐着一老一小，也在说话，声音低，听不清字。有人把椅子拖了一下。
他答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声音比前头都平。
“不干净。”
这三个字一出口，屋里就没别的声音了。他答得平，可这一句，是把自己这半辈子一句话撂在了地上。
儿子没动。他坐在那儿，十根指头搁在台面上，一动不动。坐着，坐着，坐了不短的一会儿。台面上那只手，指头往里收了一下，又放开。
他也没有等到儿子再问一句。儿子自己开口了。
“你早说这三个字。”儿子说，“我妈就不用到今天，还觉得自己那三十年是白过的。”
“我二十二岁那年出去。”他说，“出去那几年，学费、房钱、饭钱，一年一年往我那个折子上打。我那时候没想过那些钱从哪儿来。有一年冬天我买了一件大衣，一千一。那件大衣我穿了三年，回来的时候没带，扔在那边了。扔的时候我想，这衣裳是哪一笔钱买的。”
“哪一笔都买得起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我今天不是来听这一句的。”
“那你听什么。”
“我什么都没带进来。”儿子说，“登记那栏你自己看，一个字，无。我本来想带点东西——路上我看见有卖橘子的。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没买。”
“为什么不买。”
“我不知道那些钱能不能买橘子。”儿子说，“我兜里的钱是我自己挣的。可我想给你买橘子的时候，我脑子里挣出来的不是我的钱，是你那笔钱。我站在摊子前头站了十分钟，最后没买。”
站在摊子前头十分钟，一兜橘子没敢买。他爹那笔钱，隔着这么远，还压在他手上。
他把手从台面上收下去。
“我女儿问我，你去哪儿。我说去看我爷爷。她问，爷爷在哪儿。我说在北边。她要跟着来，我没让。”
“你没让她来，是对的。”
“不是对的。”儿子说，“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。她六岁，问我一句，爷爷为什么住在那儿。我答不上来。我说不出来那三个字。”
范江海的两只手在台面底下，搁在膝盖上。手背上那两根筋鼓着。他把手指头往里收了一下。
“她走的时候，你在不在。”
“不在。”
“那天她走了多远。”
“我没量。”
“她走的时候带了几件衣裳。”
“三件。”他说，“一件棉袄，两件单的。包是那个蓝布的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我回去看过柜子。”
这话说得干。他没问柜子里头还有什么，也没问她走的那天他人在哪儿。
儿子把这句话听进去了。他把头转过去，看墙。墙是白的，什么也没有。
“她二〇〇六年给我寄过一样东西。”儿子说，“国际的，邮费三十四块。我自己去邮局取的。”
“什么东西。”
“一个报纸包。”儿子说，“包着鞋。”
玻璃上那两道划痕，一道长，一道短，长短刚好差半个指头。
“什么鞋。”
“布鞋。”儿子说，“黑面白底，鞋底纳了三层。寄单上写的是你名。”
“我寄的。”
“单子上是你的名。”儿子说，“鞋不是。鞋是我妈做的。”
他把这句话接住了，没往下说。
一句“我寄的”，接得快。接完他自己也明白——寄单上是他的名，可那一层一层纳上去的，不是他。
“一九九五年八月，”儿子说，“报纸是那个月的。上头有半版广告，字都招了。”
“那报纸我留着。”
“妈一九九五年做的，二〇〇六年寄的。”儿子说，“十一年。她做了十一年才寄。寄出来的时候我三十，我穿不上了。”
十一年。鞋在柜子里搁了十一年，她做完了不敢寄，也不敢拆。
“她为什么寄。”
“她在信上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说什么。”
“她说，你爸做的这个主，我认不了。”儿子说，“就这一句。信是两条，别的没写。”
那盏灯还嗡嗡地响。
我认不了。这四个字，她这辈子只落在纸上这一回。
“鞋你带来了。”
“带了。”
“在哪儿。”
“在旅馆。”儿子说，“进不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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