纸还在桌上。那一页抄件的右下角有个印子，昨天他就看见过。他一夜没碰，也没让它收走。审讯员今天也没拿那沓线绳捆的笔录，手上是一个牛皮纸袋。袋口磨白了一圈，四边压得很平。
“今天不念笔录。”他说，“有一样东西进了卷宗，附在最后。”
“什么东西。”
“一个记者写的稿子。”
“我不看。”
“看不看不由你定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个纸袋。袋子不厚，底下垫着一层报纸，边上鼓起来一点。
“谁交上来的。”
“报社一个女的，五十四岁，在校对室校稿子，一天两万三千字。”审讯员说，“柜子里那一摞东西里头夹着她一本稿子，四万字，手写。”
一天两万三千字，校的是别人的稿子。她这一辈子，净替别人看字。
“四万字。”
“一百四十七页。我数过两遍。”
“交的是哪一份。”
“抄的一份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原本她留着。她说原本有别的用处。”
“什么用处。”
“她没说。”
“谁经的手。”
“一个退了的老同志，一周来两天，一天五十，按天算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他不收。他说他没有卷，没有签字的权。东西在他柜子里搁了三年，前年才交上来。”
“为什么进卷宗。”
“批下来的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不作证据，作背景。卷宗里得有这一本，后头的人才看得懂前头那些数。”
范江海没说话。他把杯子摆平，杯口朝上，里头是新倒的水，还热。
审讯员把袋口撑开，从里头抽出一沓纸。纸是方格纸，比一般稿纸薄，四边发黄，有几处起了毛。整沓用两根棉线缝着书脊，线头打了两个结，剪得齐，齐得像剪过第二回。
“这纸是什么纸。”
审讯员把最上头那一页翻过来，对着灯举了举。背面印着版样，一道一道的铅字，最上头一行是日期。
“你认得。”
“我们那会儿的报，版面就印在这儿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印完了的废纸，攒起来能当稿纸。”
“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九日。”审讯员念了那行日期，“她攒了三年。背面是那三年里的一天，正面是三十年。”
废纸攒了三年，一面是别人的新闻，翻过来写的是他这三十年。
范江海看那沓纸的边。边是齐的，隔几页有一道压痕，是拿尺子比着压出来的。
“第一页是目录。”审讯员把那页抽出来，摊在桌子中间，往他那边推了三寸。
纸上是格子，一格一个字，一笔一划。前头十一行编了号，一行一个日子，一个地名，后头跟一个数。
“一九七六年八月，南岸坡地。二百四十字。”
“一九七九年冬天，石灰窑。三百一十字。”
“一九八一年十一月，冯家窝铺。一千二百字。”
“一九八六年五月，南岸坡地。一千八百字。”
“一九九〇年一月，省城。二千二百字。”
审讯员一行一行念下去，念到第十一行停下。那一行底下空着一行，另起一行写着总数：共四万一千二百字。
总数底下还有两个字，写得比别的字都小。
“未完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她自己写的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两个字。
“未完是没写完，还是写不下去了。”
“底下还有一行铅笔字。她说，这一本到这里。往后的事她不在里头了。”
往后的事她不在里头了。这一句她落笔的时候，怕是知道后头会有什么。
“每一页的右下角还写着一个数。”审讯员把纸翻过来给他看，“写到一百四十七，后头没有了。最后那一页的数后头，她画了一个圈。”
“圈是干什么的。”
“圈就是到头了。”
审讯员把纸翻到当中。稿子上有红笔。
改动不多，十几处，改的是同一个地方。红圈画在行当中，画得很圆，是校对用的那种圈。
“你看见这些红的没有。”
“看见。”
“她把名字圈了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凡是该写你名字的地方，她用红笔圈掉，旁边补一个字。”
“哪一个。”
“他。”
一个字，就把一个人从纸面上抠了下去。
审讯员翻得慢，一页一页翻过去，翻完把沓子合上。
“十七处。”他说，“一本里头，没有你的名字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一片红。红的旁边那个字很小，写得急，一竖带得长。
“她干这个干了二十年。”他说，“圈是她的活。”
圈了二十年，这下轮到圈他了。
“这一本要不要留在卷宗里。”审讯员说，“这个可以问你。”
“留着。”
“你不看全本再说。”
“不用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她写了三年。”
三年，一百四十七页，没写他一个名字。这一本留在卷宗里，比什么证词都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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