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三年四月，京郊。
第二天早上，审讯员手里多了一张纸。纸上是昨天那三个字，别人的字，写得圆，笔顺跟他不一样。纸用曲别针别在一个硬皮夹子上，曲别针有一处锈，锈色发暗。
他打眼一瞅就认出来了——那三个字是从他嘴里一趟一趟描下去的，描的人手生，笔画圆乎乎。
“昨天的笔录，我摘了一行，你签字。”
他把夹子转过来。三个字：是我教的。
“这行我不是原话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哪儿不一样。”
“我说得比这个慢。”他说，“慢也算原话。”
这话听着像抬杠，其实是较真。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放，跟呼啦一句撂出来，压根不是一码事。放得慢，那才是心里头的分量。
“那我照原样再抄一遍。”
“不用。”他把纸按住，按住纸角，“这个意思对。”
审讯员把笔搁过来，笔杆朝他。他没拿笔，先把那三个字看了一遍，看够了才抬手，在底下写名。名写得比平时大了一点。
写得大，不是逞强。他心里头透亮：这三个字一落下去，往后就得拿它来算他的账，一笔一笔算。
“你妹妹这十九条里，十一条是你说的。”审讯员把夹子合上，“这十一条，往下是记她的，还是记你的。”
“记我的。”
“你一个人记。”
“我一个人。”
这三个字他没打顿。十一条，搁在谁头上都是十一条；搁在他妹妹头上，就是一个老太太的晚年。
审讯员从底下抽出一张单子。单子是自己画的，一行一个人，人名写在左边，右边空着。
“你自己填。”他说，“这上头的名字，哪一个是你教的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张单子。单子上一共六行。他拿起笔，从第二行起，一行一行往后点。点到第四行停住。
“这几个。”他说，“秀芹会算账，账是她自己会的。挂名那一笔是我教她挂的。江梅摆酒，礼簿子她写得歪，歪是我让她歪的，她找不着人问。江涛……”
笔尖在那一行上停了一会儿，落下去，画了一道横。
那一道横，他画得很慢。这个弟弟的名字，他一支笔点了二十年，点到最后，点出这么一道横。
“江涛怎么了。”
“他也是我教的。”
“你刚才停了一下。”
“停的是从哪儿开始。”他说，“他今年六十三，后头四十四年在赌桌上。头二十年是我把他扶到桌子边上的。”
“你把他扶到桌子边上。”
“我把他扶进的这门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念过四年书，十六岁下井，十九岁跟人上牌桌，输光了跑到我门口哭。我给他填了那回的钱，又带他吃了一顿酒。那顿饭上我把他介绍给我认得的人。一个人认得一个人，就这么认了二十年。”
“你不填这钱，他会怎么样。”
“他会挨一顿打。”他说，“打完还下井。”
“你带他那顿酒，是在哪儿吃的。”
“镇上的小馆子。”他说，“三个菜，一个汤。他吃得快，把汤里的鸡蛋都捞了。那天他说了一句，哥，跟着你我不受穷。”
审讯员把这句话写在单子背面。写完抬头。
那句话隔了四十四年，他一字没忘。忘不了——那是他弟弟这辈子跟他说的头一句硬话。
“他说这话的时候多少岁。”
“十九。”
“现在呢。”
“上个月他在南边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上个月的事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他是十九岁那个。”
“你觉得你教他教得怎么样。”
“教岔了。”他说，“我教得他们会小心。我没教过他们怎么收手。”
这一句，他说得最平。可这一句，是把二十年的账一句说到了底。
“你媳妇那一笔，是你让挂的。”
“是。”
“哪一年。”
“一九九七年春天。”
“那一笔上头，她签了几个字。”
“四个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她自己的名三个字，还有底下那一个。不用你管。”
“这个字你教过她。”
“没教。”他说，“这四个字是她自己写的。她写的时候没让我看。签完她把手洗了，洗了两遍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两遍。”
“盆里的水是浑的。”他说，“那天晚上她没吃饭。锅里的面条剩了多半锅，第二天早上还在。她把那碗面热了一回，搁在我跟前，自己没吃。”
“面呢。”
“我吃了。”
审讯员把这一行写完，笔在纸上顿了顿。
那碗面他吃了。他吃了，她没吃。那些年，他一次都没问过她为啥没吃。
“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八年，一共十一年。”他说，“这十一年里，她签过多少回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你不知道。”
“她签的时候不跟我说。”范江海说，“签完她只报一句：办好了。十一年，她跟我说了十一回办好了。我数得清的是这个数。”
数得清的是十一回办好了。数不清的，是她洗过多少回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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