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七页起换了一种纸。纸窄一点，行距宽，字是别人记的，一页一页写得齐。
字一页一页写得齐，就不是她自己的手。他心里头一沉：这摞纸上，她的嘴，人家的笔。
“这一页上是她交代的话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她说，这些话都是我哥说的。一共十一条。我一条一条念给你听。”
“念。”
“签一个字不疼。”
“是我的。”
“一家人，好办事。”
“是我的。”
“先把名字挂上，底下的以后再说。”
“是我的。”
“出了事先给我打电话，别自己开口。”
“是我的。”
“二〇〇七年那三个名你别动，动了就是打他的脸。”
“是我的。”
“娘那儿你别提。”
“是我的。”
一条一条问，一条一条认。他心里头跟针扎一样：十一条，句句都是他的口音。
后头几条他念得快，念的多是人名和日子。念到末了，审讯员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。
“这十一条，有两条我自己也记不清是不是原话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剩下的我说过。”
“哪两条。”
“倒数第二条，还有头一条。”他说，“头一条她记短了。我原话后头还有半句。”
“哪半句。”
“我说，签一个字不疼，疼的是后头。”
“这一句她没写。”
“她记到那儿就停了。”他说，“底下那半句她没往下记。”
签一个字不疼，疼的是后头——这话他当年是当玩笑说的。别人没往下记，疼的倒全落到后来这些年。
“十一条，你一条不挡。”
“挡什么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她不会造。这些话她学不全。她学半句，剩下半句是我给她添的。添了二十年，添到她嘴里，就成了整句。”
“你替她想一想。”
“不用想。”他说，“那十一条不像她的嘴。她嘴里没有这么齐的句子。那是从我嘴里过了一遍，再从她嘴里出来的。”
从自己嘴里过一遍，再从别人嘴里出来。他心里头透亮：话是教的，账是记的，人都成了他的一张嘴。
“最后一页你自己看。”
最后一页上只有三行。字大，写得用力，笔画出了格，纸背上有几个印子，是指头顶出来的。
头一行：二十七个人，一个都没少。
第二行：那三个地方没有一吨煤，没有一尺地。
第三行是她的名，三个字，范江梅。名字外头画了一个圈，铅笔画的，很轻，有一处没合上，留了个口。
一个圈画不圆，末了留个口。他心里头一紧：这个口是没敢合上，还是不想合上。
范江海看着那个圈。
“这个圈第七页上也有一个。”他说，“那个圈的是我嫂子。”
“这个圈的是她自己。”
“那句也是她说的。”他说，“她说，咱俩把自个儿的圈都画了，剩下那几页，得由别人画。”
咱俩——这两个字他念出来，喉咙里卡了一下。两个替他扛事的女人，一个画了圈，另一个也画了圈。
审讯员的笔停了。屋里剩水管的声音，一阵一阵。
“你是说，她自己在供词上圈自己的名。”
“她圈的是名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名是我让她挂的。”
“还有一句。”审讯员说，“最后那一句，底下没写是谁说的。”
他把纸往前推了半寸。最后一行在名字底下，字更小，像是怕占地方：我不怨我哥。
字那么小，像怕占地方。他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：写这句话的时候，她是把话往纸缝里塞。
范江海看了很久。
“这句不是我的。”他说，“这句是她自己添的。”
“添在供词上算什么。”
“算她糊涂。”他抬起头，“她到今天还当自己是在替我办事。”
到这份上还当是在替哥办事。他心里头那块地方塌了：这一辈子，他连累的不是一个人的手，是一家子人的心。
“她今年六十二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她出过的门，签过的字，说过的那些话，是谁教的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
六十二岁的人，出门、签字、说话，还得有人教。这一问不是问他妹妹，是问他。
“你说。”
他看着那页纸。圈还在，没合上，留着那个口。铅笔的印子很浅，灯一照，纸面上浮着一层灰。
他开口，声音不高。
“是我教的。”
审讯员那支铅笔立起来，笔尖朝下，悬在纸上，没有落下去。
“是我教的”三个字说出来，屋里静得能听见水管走水。他哪儿知道，这一辈子他教出去的，最后都成了往回收的账。
走廊里有脚步过来，走到门口慢了一下。门没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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