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，审讯员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薄，边上磨毛了，右下角残着一个口子，是撕开的口子，撕得不齐。他把信封搁在桌上，没急着开。
一个信封搁在那儿，撕口不齐。他心里头先咯噔一下：这里头装的是谁抄的东西。
“昨天那一行，你没答。”
“哪一行。”
“唐小满。五元。”
范江海没说话。
“今天换个东西。”审讯员把信封口朝下抖了抖，里头掉出一本本子。蓝格，横线是印的，纸边齐。他把本子推到桌子当中，推到那道旧划痕旁边。
“这个你见过没有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个本子。他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把本子翻过来，看背面。封底是空的，一个字没有。他把本子翻回去，翻开第一页。
第一页第一行不是名，是日子。日子底下是名字，名字后头是钱数。字很小，很密，一页一页都按过，纸上有洇出来的蓝印子。
“不认识这个本子。”他说，“认识这个字。”
“谁的字。”
“抄的。”他说，“原的不是这个。”
“原的是什么。”
“白的横格。铅笔写的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是抄的。”
他不答这句。他用指头点着那行日子。
“原的本子上，日子是写在格子外头的。”他说，“他抄的时候把它挪进格子里了。挪过的地方，后头的字缩了半个。”
日子挪进格子里，后头缩了半个字。他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：抄的人不当回事，抄出来的都是要命的。
他把台灯往本子那边拨了半寸。灯罩没罩严，光漏出来一条，斜斜地过纸面。纸上的蓝印子一照，能看出底下那一页的字影，反着的，一横一竖。
反着的字影，一横一竖。他心里头透亮：这一本底下压着另一本。
“墨是新买的。”他说，“那孩子自己买的。他姥爷那瓶墨是旧的，写出来发灰。这一本从头到尾黑亮，蓝里有紫，是一个色。”
“你连墨都记得。”
“抄的时候用的是他的笔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姥爷那支笔漏，一页按一下。这本每页都按过。按的地方在右下角，你翻过来对着灯看，纸背上有指头印。”
一笔漏一点，一页按一下。这本事是抄了多少页，才抄出一个一个指头印。
审讯员把本子翻过来，对着灯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没说话。
“谁抄的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这个本子不是我们找的。”审讯员说，“是底下捎上来的。夹在另一个材料里，一块儿来的。”
“哪个底下。”
“南边一个县。”
念是从第二页接着念的。这一回是按年念，一年一段，不像原的那本按日子。
“一九九四年十月。陈仓，二十。”
“一九九四年十月。崔明礼，十。”
“一九九四年十月。韩有德，一百。”
“一九九四年十月。郝振邦，五十。”
范江海的手在桌上放着，没动。
“韩有德你认得。”
“认得。”
“他给你一百。”
“那会儿一百是钱。”他说，“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到一百。”
一个月工资不到一百，随礼给一百。他胸口像压了块石头：那不是钱，是一个人把一个月全拿出来了。
“他为什么给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
“后头这一栏写着车。”审讯员说，“班车。”
“他坐班车来的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从县里到市里，转两回，早上五点上车，晌午到。”
“那天他赶上席了吗。”
“没赶上。”他说，“礼桌摆在院外头，钱搁下就走，赶末班车回去了。”
早上五点上车，晌午到，钱搁下就走，赶末班车回去。一天跑一个来回，就为往桌上放一百块。
“你后来见他，是在哪儿。”
“办公楼的楼道里。”他说，“他站了半个钟头，没敲门。”
楼道里站半个钟头没敲门。这一句比那一百块重。他心里头跟针扎一样：人家不是来讨的，是来站一会儿就走的。
“后头这一栏是什么。”审讯员问。他用铅笔尖点了点名字后头那一条窄格子。
“车。”
“谁的车。”
“来的人坐什么车来的。”他说，“他一笔一笔都记了。坐班车的记班车，骑车的记车，走着来的记一个走字。”
“记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他不知道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抄的时候不知道。他就是抄。”
一笔一笔，谁坐班车来的，谁骑车来的，谁走着来的。他心里头门儿清：这一栏不记钱，记的是一个人的脚力，记的是这个人有多肯来。
“记这个的是个学生。”
“是。”
“学生抄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他姥爷让他抄名字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姥爷说，抄名字。”
他姥爷说，抄名字。一个孩子，一句一句照抄，抄了一千多笔，抄的是他姥爷的账，也是他自己的路。
审讯员把本子挪过去一点，翻到中间。纸中间那一页上，字比别处更小，挤在一起，像是不敢占地方。
字挤在一起，像是不敢占地方。他心里头一紧：抄到这里，那孩子自己也知道这不是好账了。
“这一页上的四个名字，你认得几个。”
“三个。”
“第四个呢。”
“想不起来。”他说，“像是矿上管食堂的。”
“他给多少。”
“五十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他调走了。”
“调哪儿去了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他有气管炎。”
一句“他有气管炎”，说了跟没说一样。他心里头明白：这些名字一个一个都散在外头了，散了就再也叫不齐。这是人家抄的一本名字，也是他自己的一本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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