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念的是另一本。蓝皮，比上午那本薄，纸是横格的，边口起了毛。
“一九九四年十月。出。三十五块八。”
范江海的肩膀往下沉了一寸。
十九年前的一笔小账，念出来，他肩膀先塌了。他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。
“这一笔谁写的。”
“本子上没名字。”
“字是谁的。”
“不是他的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这个字是我媳妇的。”
“是我媳妇的”五个字，出口就软了。他心里头明白：这一笔不是账，是丧事。
审讯员把本子转过来一点，手指点在那一行上。字很小，横平竖直，数目前头那个“出”字带一个顿。
“三十五块八。”
“那是丧事。”他说，“白布、纸钱、请人做饭，三样凑一块儿，就是这个数。”
“那时候你一个月挣多少。”
“记不清。”
“你记得清三十五块八。”
记不清自己挣多少钱，记得清一口棺材花多少。他胸口像压了块石头：人这一辈子的账，记的从来不是自个儿。
范江海没说话。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掌心朝下。
“这本上还有一栏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前头一页，写着‘江涛，三百，垫’。”
“那笔他在夏天拿的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跟我媳妇拿的，说周转三天。”
“还了没有。”
“没还。”
“你替他记了。”
“不是我记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媳妇记的。她记了三个月。”
“她为什么不划掉。”
“她等我说话。”
她等我说话——这一句出来，屋里凉了一下。她记了三个月，一个月一个月记，就是等他一句话。
“你说了没有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窗缝里的风又进来一下，这一回把本子边掀起来两指高，又落回去。
没说。三个月过去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心里头明白：不是不想说，是不肯替他兜这个底。
“一九九四年十月。出。一副挽联。”审讯员念道，“红纸不够，白纸两张。墨自家。”
“那个我没换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为什么不换。”
“写字的人是我们村小学的老师。”他说，“那张纸他写歪了，右边一撇长出去半寸。后来县里来人，说不行。换了两回，换成了印的，一尺宽，边上压金。”
“印的那副挂上去了。”
“挂上去了。”
“那两张纸呢。”
“我揣着。”
“现在呢。”
“不在了。”
那两张纸他揣了好些年，揣到不在了。印的那副挂在明处，村里老师写歪的那两张，他揣在兜里——他心里头透亮，这不是两张纸，是一个人最后那点体面。
审讯员把本子往前翻，翻过去两页，又翻回来。
“这本上还有一笔钱，收的，跟丧事记在一栏。”
“礼账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一千一百四十六笔。”
“都没拆。”
“都没拆。”
“谁记的。”
“礼桌上三个人记。”他说，“我媳妇抄了一遍，抄到后半夜。”
一千一百四十六笔，一份没拆，抄到后半夜。他心里头一沉：这些人情，欠的是一整村的人。
念到天擦黑，念到丧事那一段。
审讯员翻页的手停了一下。他念得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。
“一九九四年十月。出。白布三丈二。”
“纸钱四捆。”
“请人做饭，两桌。”
“香油二斤，白糖二斤。”
“棺材一口，村里木匠打的，松木。”
“丧事合计，三十五块八。范江海出。不走村里。”
不走村里——这四个字念得很轻。他心里头门儿清：钱是他出的，账没往村里走。这一笔丧事，办得干净，办成了他自己的一笔。
范江海闭着眼。他坐得很直，手还搁在膝盖上。眼皮底下那点光一会儿红一会儿黑，是审讯员翻纸的动静把台灯的光挡了一下。
他听着这些数，一个一个往下走。白布三丈二，够两个人身上穿的。纸钱四捆，捆是他娘亲手扎的那种，用麻绳拦腰系一道。两桌饭，一桌摆在院里，一桌摆在灶房门口。香油二斤，白糖二斤，甜的是给来帮忙的人冲水喝的。
一样一样，都是他娘这辈子使过的东西。他心里头跟针扎一样：这些数报出来，就像把那一院子人又一回请回来了。
“一九九四年十月初九下午四点。”审讯员念，“人没了。”
“范江海在场。”
“范江海出钱。”
“一九九四年十月。收。礼账一本。”
“一千一百四十六笔。”
“未拆。”
“存。”
“一九九四年十月。一笔。底下有铅笔写的名字。”
他听见铅笔走纸的声音停了。屋里静下来。走廊里那盏灯管有一头坏了，一亮一暗，闪两下，又稳住。缸子里的水凉透了，缸沿上挂着一片茶叶，贴着不动。
“名字念不念。”
“念。”
“唐小满。五元。”
范江海的眼睛睁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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