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九九〇年九月。”审讯员念，“八百。后头没名。”
他念完抬起头。
“这一行没有名字。”
范江海坐着。
“谁收的。”审讯员问。
他不催。他把笔搁在笔录上，两只手搁在桌子两边。
屋里静了半分钟。走廊里有人走过去，脚步到了门口没停，远了。
“是我收的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本子上为什么没名。”
“那一行是他替我写的。”
“他替你写，他知道有这一笔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这一笔你今天没打算说。”
“没打算。”
八百块，本子上连个名都没有，就一个数。他心里头明白：这一行是替他把痕迹抹了。
审讯员把笔拿起来，写上。他写得比前头几行慢。写完他没抬头，也没问这一笔去了哪儿。
范江海看着那支笔在纸上走。笔录上他的名已经出现了三回，三回都是别人写的。
三回，回回是别人的手。他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：这一辈子，他连个名都是人家替他落下去的。
“后头还有半本。”审讯员说。
“后头那半本我没看过。”
“现在听。”
审讯员把本子合上，掉过头，从后头往前翻。后头那些页比前头脆，翻的时候响。
“这一头记的不是数。”他说，“一页一个人名。”
“多少人。”
“十一个。”
“后头都有一句话。”
“都有。”
“念。”
“柏向南。写字的人。”
“孙顺子。能给三分。”
“严铁鹰。刀，会反。”
“江梅。给多少花多少。”
念到第四个名字，范江海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。
“往下念。”
“一页一句，句句都是短的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他写这些干什么。”
“谁手里有名字，谁先睡不踏实。”
一句话一个人，比数狠。数能还，名字还不了。他心里头门儿清。
“这十一个人如今都在外头。”
“在。”
“都恨他。”
“恨。”
“你恨不恨。”
“恨过。”
“哪一回。”
“他走的那一回。”
“他走的那一回”这五个字说得慢，像在心里头又过了一遍。人走的那天，他恨的其实不是人家，是自己。
审讯员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。那一页的上角比别处毛，翘着一点。
“这一页上有一行字，日子是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四夜。”
范江海的手在膝盖上收了一下。
“底下的字不在了。”审讯员说，“划掉了。”
“划得很重。”
“是。笔尖把纸划破了一点，划痕过了纸背，翻过来能摸着一道棱。”
“嗯。”
“划掉的字只剩一个头，是个‘哥’。”
一个“哥”字，划到纸破背透，还得拿东西蹭。他胸口像压了块石头：那一行里写的，是谁的名字，他心里头有数。
范江海看着那一页。那一行上一层黑，底下压着纸的毛，右边破了一小块，像拿刀片蹭过。
“这一行写的是什么。”审讯员问。
范江海没答。
审讯员等着。桌上那只杯子是早上倒的，水凉了，杯底结着一圈白垢。那杯水他一口没喝。审讯员也没给他换。
“还有一句。”审讯员说，“一九九九年冬，他自己的一行。”
“念。”
“那行写的是：我不写哥的数。”
审讯员把这一行念了两遍。念第二遍的时候他的声音低了些。
“我不写哥的数”——这一句念两遍，屋里静得能听见喘气。
“为什么不写你的数。”
“写了就是数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不写是人情。”
“他跟你说过这一句。”
“说过。”
“他怎么说的。”
“他说，哥，这本子上没有你。”
“有吗。”
“有。”
“他为什么说没有。”
“他知道我信。”
知道你会信，才敢这么哄你。他心里头一紧：这一句“本子上没有你”，是他这辈子听过最实诚的一句假话。
“往下念不念。”审讯员问。
“念。”
审讯员把本子翻回前头，从第一页起，一行一行往下念。数目和日子他念得清，中间那个字他念得轻。
“一九七六年冬天。五块。欠。”
“一九七七年三月。八块。欠。”
“一九七八年。十块。欠。”
范江海闭着眼睛听。
他坐得很直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掌心朝下。他听得见纸翻过去的声音，一页，又一页。念到一九八二年那几行，他的头往左边偏了一点，像在等哪一个数。
念到一九八四年，那一个字变了。
他没睁眼。
那一个字从“欠”变成“给”的时候，他眼皮沉得抬不起来。他哪儿知道，弟弟这本账记到末了，成了他自己的一本供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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