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二年十二月末，北岭，那栋楼三层朝北那间屋。
“八点以前到那栋楼。三层，朝北那间。”
一句话，没有别的。
电话是六点二十打来的。响了四声他才接。
“谁找我。”
“你来了就知道。”
来了就知道。这句话，比说破了还压人。
那边把电话撂了。撂得很轻，轻得不像通知，像怕他听见。
他在床沿上坐着。这一夜他一分钟也没睡。三点多他起来过一回，站在窗户那儿往外看，天是黑的。四点半又看了一回，还是黑的。
五点，东边透上来一线灰。
他刮脸。刀片用了三天，钝，下巴上划开一道口子。他用毛巾按了按，不流血了。
大衣挂在门后头。穿上的时候他顺手摸了摸兜。兜是空的。烟昨天夜里就抽完了，空盒还在，他捏了一把，捏扁了，没扔。
他把身上带的东西数了一遍。一串钥匙，四把。一块表。钱包里一百多块钱，几张票子，码得整齐。那个捏扁的烟盒。还有一张纸，折了三折，塞在内兜里。
一样一样数下来，就这些。
纸上是十七个名字，一个名字底下划一道。最底下空着一行，两个字，划破了。
他把纸摸出来看了一眼，又折回去，按平，塞回内兜。
六点四十，他拨了一个十一位的号。响了七声。断的。
他把手机揣回兜里。
七点四十，车到那栋楼底下。
柏向南先下去，替他拉门，手扶在车门上，没走开。
“今天不一样。”
“哪儿不一样。”
“楼道里人多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楼入口摆了张桌子。以前没摆过。”
以前没摆过。这一张桌子，就是一道线。
他下了车。台阶上还有昨夜的水，雪化了一半，房檐往下滴，一滴落在肩膀上。
桌子就摆在门里头。桌上一个本子，一支笔，笔用线拴着。
笔用线拴着，怕人顺手带走。
“证件。”
他递过去。那人三十来岁，翻开看了两遍，抬头看他一眼，又低头看了一遍。
“姓名。”
“范江海。”
“单位。”
他说了。
“事由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那年轻人把拴着的笔推到他手边。他弯腰写，写了“谈话”两个字。字是他自己的字，手没抖。
本子翻在上头的那一页，最后一行写着一个人的名字。他认得。是他手底下一个场长，管着北边两个井区，跟了他十一年。名字后头写着时间：七点二十。
跟了他十一年。这个名字，今天写在他前头。
他看了一眼，把本子推回去。写完他才往里走。那年轻人先拿起桌上的电话，说了一句“人到了”，放下，又抬手把柏向南拦住。
“今天只能一个人上去。”
只能一个人上去。这几个字，屋里的人都听明白了。
柏向南站着没动，看他。他点了一下头。
“你在楼下等。”
楼梯是水磨石的，磨得发亮，中间凹下去一条。上到二楼拐弯处，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在拖地。拖把拧得不干，水印一道道横过来。
中间凹下去那条槽，一半是他踩出来的。
她抬头看见他，直起腰。
“范书记，今儿这么早。”
“嗯。”
“上头的暖气我没敢开。”她说，“没人招呼我开。”
没人招呼她开。这句话听着是闲话，其实不是闲话。
她低下头接着拖。拖把到他脚边，绕开那一小块没拖。
绕开那一小块。这一院子里的人，如今都绕着他走。
他往上走。到三层站住。走廊很长，一头是卫生间，一头是那扇门。门关着。门口搁着一个暖水瓶，铁皮的，掉了漆，瓶塞上缠着一圈胶布。
他站了四十秒。没敲门。门从里头开了。
四十秒。他就那么站着，一动不动。门自己开了——里头那个人，也等了他四十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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