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二年十二月末，北岭，城南那间招待所。
通知是下午来的。一句话：晚上过去，带上笔。
一句话，带上笔。笔是他们要的，纸是他们给的。
他六点五十到的。那间屋在二楼东头，门开着条缝，灯亮着，屋里没人。
门开着条缝，屋里没人。人还没到，桌子先摆好了。
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把大衣搭在椅背上。
七点，走廊那头有脚步。一个人走到门口，站住了。
脚步到门口就停了。
那人站在门口，没进来。手里一沓纸，一支笔，压在纸上头。
站在门口不进门。这话得在门外说。
“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”
“今天晚上。”他说，“写下来。”
写下来。三个字，声音不高。
“写到什么时候。”
“明天早上八点以前。”那人把纸搁在桌上，往他这边推了半寸，“写多少算多少。写不完，就按规矩办。”
按规矩办。这四个字，比什么都重。
范江海看了一眼那沓纸。白的，边上裁得齐，底下垫着一张复写纸，蓝的，露出一个角。
底下垫着复写纸。写一张，留一张。
“几张。”
“十张。”那人说，“不够再要。”
不够再要。这话听着宽，其实窄得很。
“笔呢。”
“笔就这一支。”
笔就这一支。纸是他们的，笔也是他们的。
笔是新笔，笔帽上套着个纸圈。那人把纸圈撕下来，捏成一团带走了。
连个纸圈都不许留。
门带上，带严了。
门带严以后，外头还有声。那人没走，站在门口，脚底下挪了两下。过了四五分钟，脚步才顺着走廊远了。
脚步声在门口挪了两下才走。门里门外，隔着一层薄板子。
屋里剩下他一个人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个暖水瓶，十张纸，一支笔。
一样一样数下来，就这些。
七点零五，他把椅子往前拉了半尺，坐下。
他写过很多字。批条子，签单子。他的字是硬的，横是横，竖是竖，收笔收得快。
收笔收得快。三十年，字就是这么写下来的。
他在头一张纸的最上头写了三个字。
我叫范江海。
这三个字，是他头一回在纸上先写自己。
写完他就停住了。
停住了。第二行，笔落不下去。
底下该写什么，他知道。这三个月，那栋楼里那些人摆给他看的东西，一页一页他都记得。二〇〇三年秋天那间屋里坐着几个人。城西那个院子。北边井上压了二十天的那笔钱。井上的人来问过三回，回去把旧的补了补，说还能穿。
这些他从头上捋一遍，捋得清楚。捋一遍不用一个钟头。写下来是另一回事。
捋一遍不用一个钟头。写下来是另一回事——捋是心里头的事，写是纸上的事。纸上落了字，就是认。
他把笔搁下。
他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。这些年他手边有纸，纸是往下走的。今天这张纸不动，搁在桌上等他。
往下走的纸，是往别人手里走的。今天这张纸不动，就在这儿等他。
他从内兜里掏出一张纸。折了三折，纸角硬。上头十七个名字，一个名字底下划一道。最底下空着一行，两个字，划破了纸。
两个字，划破了纸。那一笔下去，笔尖断过。
他看了两眼，又折回去，按平，塞回内兜。
他从包里把那个铁皮饼干盒拿出来，搁在桌上。盒盖揭开，里头一块干泥。黑的，拳头大，硬得像块石头。一九七五年春天从那口井上抠下来的。
他把泥块放在桌角，靠着那沓纸。泥块上一道裂缝，从顶上斜下去，缝里嵌着一点白，是当年没化开的雪。
三十七年了，那点雪还在缝里。
九点，他去楼道尽头打了一个电话。投币的，铁的，投币口上方贴着一小块胶布。
铁的电话，铁的话筒。上头贴着一小块胶布。
响了三声，秀芹接的。
“是我。”
“嗯。”
“吃饭了没有。”
“吃了。”她说，“你那边呢。”
“吃了。”
两个人都说吃了。吃了没吃，谁也不问。
他不说话了。话筒里有电流的声，细细的，一直响。
“今天有人来。”她说，“两个，在门口站着。站了半个钟头。”
“问你什么了。”
“问这院里都住着谁。”她说，“我说我一个看门的，谁住这儿我记不清。”
记不清。她嘴上说得轻，这里头担着什么，她心里头门儿清。
“他们走了？”
“走了。”她说，“铁盒和本子都在我这儿，搁在床底下，压着毛线。谁也翻不着。”
压在毛线底下。谁也翻不着。
“你藏它干什么。”
“我不藏谁藏。”她说，“你忙你的。”
我不藏谁藏。这五个字，比什么都沉。
他捏着话筒，没接。
“那本账我昨天又划了一遍，还是不平。”她说，“我不算了。我就问你一句。你今晚上写字，是不是要用着那个本子。”
还是不平。那些账她划了一辈子，还是不平。
“用不着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她说，“那是我的。里头是收你五块那一页。”
收你五块那一页。这一页她记得比谁都清。
她把电话撂了。撂得轻，末了一声没响全。
末了一声没响全。
他站在那儿，又投了一个币，拨了那个十一位的号。
这一回响到第五声，断了。
响到第五声就断了。
断得干。他把话筒放回去，话筒凉，手上留了一层铁锈味。
十张纸，一支笔。笔是凉的，纸是白的，屋里能帮他的人，一个也没接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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