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九年十二月，京城。
穆怀山是第二天上午来的。他没往里屋进，站在门口，两只手垂着。
两只手往下垂着，跟来认错的人一个样。
“图我看见了。”
“看见了就进来。”
“我站这儿说。”穆怀山说，“主任，那张图上的圈，您别添。”
屋里静了一下。
柏向南夹着本子的手停住了。范江海把铅笔搁在桌上。
“为什么。”
“前头那位画了五个。”穆怀山说，“画了六年。五个圈，一个也没动成。”
“一个也没动成。”
“动了一个。”穆怀山说，“东边那一片。画完第二年，那一片上了三百人。第三年撤了。撤的时候是我去办的。山底下堆的管子锈了一半，一根没下地。”
三百人拉上去，撑了两年，撤下来。拉上去的管子锈了一半，一根没落地。
范江海看着墙上那张图。五个红圈，前头三个重，后头两个轻。
前头三个圈重，后头两个圈轻，红颜色也淡。到最后，画圈的人不光是手没劲了，是心里头那点劲先没了。
“那三个呢。”
穆怀山报了三个名字。
头一个，进去了。
第二个退了，去年冬天没的。
第三个还在，在西北一个库房里数箱子。
三个名字报出来，跟三声闷雷一样。一个圈压下去，底下那个人就再起不来。
“一个圈一个人。”穆怀山说，“您要添，就得先想好添谁。”
“想好什么。”
“想好他接不接得住。”
范江海站起来，走到图前面。图钉钉了四个角，右下角那颗钉歪着，纸角翘起来。他伸手按平。
“老穆，你那个库，底子摸清了多少。”
“一半。”
“那一半里头，死的占多少。”
穆怀山想了一会儿。
“七成。”
“七成是死的，三成是活的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这图上的圈，也是这个数。”
穆怀山要走的时候，从棉袄里兜掏出一张纸片。
纸片对折过两回，边上已经软了。上头五个字，每个字旁边画一道横线，横线有长有短。
“这是前头那位留下的。”穆怀山说，“他画图的时候，手里另有一张纸。写一个，划一道。划到第五个，笔断了，这一道只划了一半。”
“笔断了。”
“笔断了。”穆怀山说，“我收拾他桌子的时候看见的，笔尖还断在纸上。断的那半截，我抠下来了。”
他把纸片搁在桌角，手缩回袖子里。
“这个交给谁，我不管。”他说，“交出去，我这儿的账就平了。”
交出去账就平了——话说得干净。说白了，这是一个人守着一摊烂账，把最后这口气交出去，换自己一夜安生。
他出去了。门带上，还是留着一道缝。
范江海把纸片拿起来，对着窗户看。五个字，他认得三个。
剩下两个被人用指甲划过，划掉了。
指甲划出来的道子，一道压着一道。划掉这两个字的人，是拿手在纸上抠，一点一点抠下去的。
“夹到图后头。”他说。
“原图的背面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背面。”
红笔是柏向南去买的。
“买几支。”
“一支。”
“一支不够用。”
“一支。”范江海说，“用完就没了。”
柏向南买回来的是一支塑料杆的红笔，笔帽上有一道裂纹。
范江海拔开笔帽，在指头上试了一下，红得很正。
那天下午他没让人进来。门关着，灯开着。
他把图从墙上取下来，平铺在桌上，四角压住：左边两个茶杯，右边那本名册，下头一块镇纸。
原来那五个圈，他一个一个看。
看的不是圈，是圈里包着什么。
第一个圈包着一条线。第二个圈包着一个点。第三个圈包着半个字。
那半个字是画图的人自己写的，写得很小。
他从笔筒里抽出一根尺子，量。
量完，他在西边那一片画了一个圈。圈得慢，绕了三圈才把口合上。
又在南边那个口子画了一个。
这一个画得快，一笔下来就圆了。
两个新圈，都比原来那五个小。
“主任，”柏向南说，“为什么是这两个。”
“一个能出东西，一个能出去。”
“东边那一片也出过东西。”
“出过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出过的东西，不算东西。”
出过的东西不算东西——这话说得轻。可这一句，把东边那三百口人、把锈在碱地上的管子，全撂在了桌面上，谁也捡不起来。
画完，他把笔帽盖上，又拔开，在纸角上点了一下。
笔头已经分叉了。
头一支笔，一个下午就使废了。他哪儿知道，这圈往后还得往大里画，分叉的笔头，还不止这一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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