招待所还是上回那家。老院子改的，楼三层，外墙刷过两回，下半截比上半截深。
他房间在二楼西头，四张床，两张桌子，一部电话，电话线从窗框上头牵进来。
他把其中三张床上的褥子卷起来，靠墙立着。剩下一张，铺上自己带的床单。
床单是家里那条，中间有一块补丁，补得很平。
一针挨着一针，跟家里账本上的字一样齐整。
走廊尽头是水房，热水供应到晚上九点。他去的时候八点四十，水刚够半盆。
他站在水池前头擦脸，旁边一个年轻人在刷饭盒，刷得哗哗响，看见他，把水龙头拧小了。
“您先。”
“你刷。”
“我刷完了。”
那年轻人把饭盒一扣，走了。走出去三步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
那一眼里头有啥，他说不清。可这楼里，如今连刷饭盒的年轻人，都认得他是谁了。
屋里桌上堆着材料，柏向南摊了两层。
范江海坐在床边，把旅行袋从床底下拖出来。拉链还是坏的一半，用尼龙绳系着，绳子打的是死结。
这种死结，只有拿剪刀才解得开。他系东西的手法是这么个手法，办事也是这么个办——系上，就不打算解。
他把袋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码：材料一摞，衬衣两件，一双胶底鞋。
最底下压着一张折了两折的收据，边角发毛。
他把收据拿出来，对着灯看了一遍，又立着插回袋子里。
一张收据，他看了不止一遍，也不扔。这东西搁他手里，跟账本上的一个数一样。
十一点，电话响了。是登记室打上来的。
“范主任，您有几个箱子放在登记室，要不要现在送上去。”
“几个。”
“三个。”
“谁送的。”
“一位同志下午搁下的。”登记员说，“簿子上写了两个字，没写名字。”
“哪两个字。”
“北岭。”
范江海把听筒搁下。听筒搁得很轻，搁了两回才搁稳。
搁了两回才搁稳。这一下，他心里头咯噔一声。
王秀芹的电话是十二点差五分打进来的。
“睡了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家里的事，我跟你说三样。”她说，“头一样，江涛和江梅上月各来了一趟京城，你没见着。两个人前后脚走，谁也没碰着谁。”
“来干什么。”
“开公司。”她说，“两个人都要开，都要挂在你名下那一摊的边上。一个说要跟油田做买卖，一个说要做设备。”
“你怎么说的。”
“我什么都没说。”她说，“我就把两家报的数记在本子上了。江涛报的数，尾上是个五。江梅报的数，尾上是个零。”
“记那个干什么。”
“数是有讲究的。”她说，“尾上一改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电话里有一阵电流声。她在那头翻本子。
“第二样。”她说，“我给你寄了两个箱子，走的是慢的那趟车。你手上那个袋子算一个，一共三个。你数一数。”
“寄的什么。”
“穿的，吃的，还有你屋里那几样。”她说，“没寄别的。”
“第三样呢。”
“第三样是我今天算了半天账。”她说，“从早上算到后半夜，算出来个数，我不念了。”
“为什么不念。”
“念了你也记不住。”她说，“我也不想让你记住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江海，你这回去了，家里的账我算不到头了。”
“算不到头就先放着。”
“放不住。”她说，“账这个东西，你不算它，它自己会往上长。”
这话她说得慢。慢得像一根一根钉子，顺着电话线钉过来，钉进他耳朵里。
她把电话挂了。挂之前她说了最后一句。
“记得数。”
那天夜里他没睡。
十二点二十，登记室的人把三个箱子送上来了。两个是木头的，一个是纸的，都用麻绳捆着。
他把箱子在门后头一溜摆开，蹲下去，一个一个看绳结。
家里的箱子，绳结是秀芹打的，绕三道，收口往里掖。
三道，收口往里掖，一个都没错。看见这个，他才把腰直起来。
他把灯关了，站了一会儿，又开开。
他把屋里从头到尾数了一遍。旅行袋一个，木箱两个，纸箱一个。
他又数了一遍。
他数了三遍。第三遍数完，他坐在地上没起来。
窗外有辆车倒着进院子，倒车的声音叫了三回。
箱子是数清了，一样不多，一样不少。可他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，心里头门儿清：这屋里有一样东西，是拿手数不清的，也是他不敢往那头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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