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九年十月，北岭省汉江市。
“人没了。”
柏向南站在门口，本子夹在胳膊底下，没进来。
“哪天。”
“前天夜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三点二十。医院报的，家属没让通知外头。”
家属没让通知外头。一句话，就把外头的热闹全挡在门户外头了。
范江海把手里的钢笔搁下。笔帽没拧。
“怎么知道的。”
“办公厅那边一个电话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那边问，省里要不要送花圈，问送谁的落款。”
“谁接的。”
“我接的。”
“你怎么答的。”
“我说请示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一个字没敢往本子上记。”
一个字没敢记。这话落到纸上，就是一个事儿。
范江海把台历翻过一页。十月那一页的头一行印着两个字：寒露。
寒露。露水一凉，日子就短了。
“后事呢。”
“后天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那边家里办，不设灵堂，不收钱，不摆席。讣告登在报缝里，巴掌大一块。”
不设灵堂，不收钱，不摆席。人活一辈子，末了就占报缝里巴掌大一块地方。
“写的什么。”
“就一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名字前头那几行头衔，一个没写。”
头衔一个不写。这是家里人最后替他做的一回主。
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。拧了很久。
拧了很久没拧上。手上没劲，心里头压着东西。
“花圈你看哪个铺子。”
“城西那家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白菊，纸扎的，带一副挽联。”
“送。”
“落款怎么写。”
“写我。”
两个字。不写职务，也不写机关，就写一个人。
“您去不去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
这一句他答不上来。
秋雨下到第二天下午才停。
柏向南回来的时候，鞋底带着泥。他站在桌子前头，把一张收据搁在桌角上。
“送去了。”
“收了没有。”
“门口有人接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个年轻人，胳膊上戴着黑纱，没说话，接过去搁在墙根。”
“搁了第几个。”
“第三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墙根一排花圈，摆了有二十来个。”
第三个。二十来个花圈里，他那个排第三。
“看见谁没有。”
“看见几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有两个老同志，头发全白，站在楼道口。还有一位，穿着夹克，一直在看表。”
“省里送去的呢。”
“省里那个摆在头一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前头的落款，是办公厅。”
“我说的是我那个。”
“我看了两遍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没看见。墙根那一排，我都数了。”
两遍都没找着。二十来个花圈，偏偏没有他那个。
范江海把收据拿起来看。收据上写着白菊几支，挽联一副，底下是那家铺子的红戳。他看的是挽联那一栏。
“挽联呢。”
“铺子的人写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念的稿，他抄的。”
“写的什么。”
“‘沉痛悼念’。”
“后头。”
“后头是您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照您说的，只写了名字，没写职务。”
范江海把收据折了两折，搁进抽屉。
“你去趟我办公室。”他说，“把柜子里那卷东西拿来。”
“哪一卷。”
“最上头那一卷。”
柏向南去了。半个钟头后回来，怀里抱着一卷纸，用麻绳捆着，捆得很松，纸边卷了毛。
范江海把绳解开。那是一副挽联，白的，纸已经泛黄，边上有一道折痕。字是写在里头的，朝里去，得展开才看得见。落款那儿有两个名字，前头那三个字被人用墨涂过，涂成一块黑。
字朝里写，得展开才看得见——这是不肯叫人一眼瞧见。
这副联是他两年前写的。那年老齐出了事，他写了这副联，让人送去。第二天，齐家就退了回来。退的时候，一个字没捎。
一个字没捎。不骂，不解释，退回来就是话。
“这个怎么弄。”
“烧了。”
“现在烧？”
“现在。”
楼道口有个烧水的炉子。柏向南把纸塞进去，纸先卷，后黑，火苗从边上往里咬，一口一口，字先没，落款那块黑最后没。灰飘起来两片，落在炉台的水泥地上。
字先没了，那块黑最后没。这两样东西，烧到最后才一块儿散。
范江海站在两步外头，没伸手。纸灰里有一块没烧透，边上还认得出半个字。
半个字。剩下这半边，认不认得，都得留在心里头。
那天晚上他收拾那个旅行袋。王秀芹坐在灯下，看他先把材料码齐，再塞两件衬衣，最后把一张折了两折的收据立着推进去。
“上京城，你带那个干什么。”
“搁袋里。”
“一张纸。”她说，“上头的字我认得，城西那家扎纸铺的。”
她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这院里的事，她不用问，看一眼就明白。
“带着。”
“我不问。”
“你不问就对了。”
不问就对了。这话听着是体贴，实则是他不敢让她问。
十天以后，他去了京城。
去的时候只带了柏向南和一个司机。火车上没坐包房，三个人挤在一个格里。他带的东西装在一个旅行袋里，拉链坏了一半，用尼龙绳系着。
到了先住下来。那地方是个老院子改的招待所，楼三层，外墙刷过两回，下半截比上半截深。房间在二楼，四张床，两张桌子，一部电话，电话线从窗框上头牵进来。
柏向南把材料摊在桌上，摊了两层。
“明天上午九点见一位。”
“谁。”
“管人事那一摊的一位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上回翻您材料的那位。”
“我见。”
“他排了三十分钟。”
“够了。”
“后天大礼堂那边有个会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请您去坐前排。”
“去。”
“大后天上午，有位老同志约您喝茶。”
“几点。”
“十点。”
范江海把旅行袋拉到床底下，推到底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您让我打听的那个会，第三天上午。”
“几点。”
“九点半。”
“改下午。”
“改不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日子是定的。”
范江海没说话。他把电话机往前挪了半寸，又挪回去半寸。窗外有辆车倒着进院子，倒车的声音叫了三回。
叫了三回才倒进去。电话往前挪半寸，又挪回来——这半寸怎么摆都不合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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