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八年三月，北岭省汉江市。
“调卷单上写的是原件。”
柏向南把那张纸搁在桌沿上，没往里推。
往桌沿上搁，不往桌上推——这是他的老规矩：拿不准的纸，不给它沾自己的手。
“哪一卷。”
“九四年三月，常委会关于南岸坡地的记录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省院来的，要原件，不要抄件。”
范江海把纸拿起来。上头盖着省院一个章，签字的不是江守正，是办公室一个副主任。
“谁接的。”
“档案室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三号下午接的。按规矩得有市委办一个签字，档案室才出库。”
“签了没有。”
“没签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那个干事把单子压在玻璃板底下，压了一晚上。”
压了一晚上。这一晚上他没敢签，也没敢退——两头都是硬墙，他就把纸压在玻璃板底下，自己跟自己熬。
“他叫什么。”
“郝玉明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二十七岁。上个月从看守所回来，三号上午到的家。他老婆在门口等了他半个钟头。”
半个钟头。等人的那个，心里头最清楚这半个钟头有多长。
范江海把台历翻到三月。
“他现在干什么。”
“看收发室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档案室的钥匙交了。他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，一天登记进出的本子，写满了。”
“谁让他交的钥匙。”
“他自己交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交的时候没说话。”
钥匙交出去了，人没走，还把椅子搬到门口坐着。这不是认了，这是要亲眼看着那道门。
范江海把笔搁在纸上，笔尖朝外。
“签。”
“签了，原件就出库了。”
“出库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压在玻璃板底下，压不住事。”
玻璃板压得住一张纸，压不住纸后头那个人。
柏向南拿着单子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把那张纸对折了一下，又展开。
“往后档案室的单子，先拿给我看。”
“是。”
三月六号，他上了省城。
省院那栋楼在一条窄街上，门口两棵槐树，树干上钉着牌子。卫检察长在四楼等他，茶缸里泡着陈茶。
“你为那张单子来的。”
“我为那三个字来的。”
“哪三个字。”
“留任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辞呈递上去，党组没批。谁要他留。”
卫检察长把茶缸的盖子掀开，又盖上。
“批他辞呈的那张纸，不在我手里。”他说，“我要是签了，我认。可我没签。”
“那是谁签的。”
“上头的意见。”卫检察长说，“一句话：这个案子，让别人办。”
又是这一句。同一句话，从汉江一路传到省城，一个字没改。
“让谁办。”
“没写名。”
范江海没接话。
“江守正今年六十。”卫检察长说，“到了线，省院没让他退。往后他查出一个结果，那是他的；查不出，也是他的。”
这话说得客气。说白了就是：赢了是他的功，输了是你的账。
“你什么意思。”
“我没什么意思。”卫检察长说，“省院的事，不该你问。”
“我是省委常委。”
“你是省委常委。”卫检察长说，“你今天问了这一句，已经有人记下来了。”
记下来了。这四个字比拍桌子还狠——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，明天都有个地方搁着。
他端起茶缸喝了一口。
“甘立本到司法局一个月了。”他说，“每天骑车四十分钟。他老伴上礼拜住院，他没请一天假。”
老伴住院，一天假没请。这不是他骨头硬，是他知道自己这时候不能软。
范江海把帽子拿在手里，站起来。
“他不用骑车。”卫检察长说，“你也不用让他骑。是他自己要骑。”
三月十号早上下雨。车过纺织厂那道坡，他看见路边有个人骑车。
蓝布褂子，裤脚上用两个木夹子夹着，夹子一面红一面黑。
一面红一面黑。这颜色，听着就眼熟。
“开慢点。”范江海说。
司机把车放慢。那人蹬到坡中间，链子响了一声，车子歪了一下，人没停，接着往下蹬。雨水顺着后脖子流进褂子里。
车从那人身边过去了。
过了那一截，范江海把窗子升上去。
是他自己要骑。这话听着像夸人，其实是一句实话——有些路你拦住他，他反倒站都站不稳。
“快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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