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铁鹰是第二天来的，一身土，帽子没摘。
“省城那边听说了。”他说，“说汉江把一个副检察长挪去管普法。”
“谁说的。”
“车上的人说的。”
车上的人说的——这话跟没答一样。车上是谁，车往哪儿开，他一句不肯往下说。
范江海没接。
“甘立本不是您的人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也不是殷开山的人。”
“是谁的人。”
“江守正的人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宁川出来的人都这样，认一个。”
“你认谁。”
严铁鹰把帽子拿下来，又戴上。
这一摘一戴，比说话还明白。
“我认给我饭碗的人。”
他走了。门带上以后，楼道上还有人走动，走了一段，没了。
二月十八号，家属院门口开始清摊子。
市里下的文，说街面要整。门口那几个摊子一个上午清完了。修鞋的、修车的、卖热水的，车一来，东西往上一抬就走了。
一上午，全清。说白了，这几个摊子就是几家人的饭碗，一个上午就掀干净了。
廖文彬的老伴那个修鞋摊也在里头。她的摊子底下垫着两块砖，砖是从厂里废料堆上捡的，一面红，一面黑。
摊子被抬上车。两块砖留在原地。
车开走了，摊子没了，两块砖还搁在地上——连根拔了，剩下两块垫脚的砖。
那天下午，市委门口台阶底下站着一个人。五十来岁，蓝布褂子，手里拎着那两块砖。她不进门，不喊，也不坐。站到天快黑，自己走了。
门卫老魏出去问过一趟。
“找谁。”
“不找谁。”
“那你站这儿干什么。”
“站一会儿。”
老魏没赶她，也没往上头报。他回来跟人说，那人手里的砖一面红一面黑，拎了一下午，换了两回手。
换了两回手。两块砖不沉，可拎一下午，胳膊早麻了。她换手，人没挪窝。
廖文彬那天在仓库门口听说了。他没回家，坐在台阶上，坐到半夜，脚底下踩的全是煤渣。
坐在煤渣上坐到半夜。这事他没处说理——摊子是按文清的，一分一厘都没错，错的是往后的日子没着落。
晚上王秀芹在家里说起这事。
“门口有个人拎着两块砖，站了一下午。”
“谁。”
“修鞋的。”王秀芹说，“她不来找你。她是让人看见。”
不来哭，不来求，一句话不递，就拎着两块砖站在那儿，让人看见。这一手，比哭比闹都沉。
范江海把电视关了。
王秀芹把那本翻毛的账本拉到跟前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拿起铅笔。她先写日子，写完了在后头添了几个字。
“写的什么。”
“两块砖。”
“记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砖是人家的。”她说，“摊子你们抬走了，砖得有个地方算。”
他没再说话。这本账上记的东西，他一样也还不上。
第二天他问柏向南，门口那两块砖在不在。
“清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早上扫街的收走了。”
“清了好。”
清了好。明明是他自己这头抬走的摊子，他还得说一声清了好。
二月二十六号下午，柏向南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纸是从传真机上接下来那种，边上有黑道。
“省院那边出了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江守正递了辞呈。”
范江海手里的笔停住。
停住的不光是手。江守正这个人，不会退——这一点他心里头门儿清。
“递给谁。”
“省院党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听说省里也递了一份。理由写的是身体，血压，眼睛。”
“眼睛。”
“写的是眼底出血，看不动卷了。”
看不动卷了。一个天天把卷子捧在手里的人，头一回说自己看不动了。这话要是真的，那是身子垮了；这话要是假的，那就是有话不能往明处说。
范江海把笔帽拧上，又拧开。
“什么时候递的。”
“二十一号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递完他照旧上班。昨天上午省院开会，他坐在第二排，从头坐到尾。”
“批了没有。”
“没听见信。”
第二天上午十点，信来了。柏向南把电话听筒搁下，走进来。
“留任。”
“谁说的。”
“省院办公室的人说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党组研究过了，让他接着管那一摊。四楼那间他退了，二楼那一间续到了三月底。”
范江海坐着没动。
窗外有工地开工，塔吊转过一个角，钢绳绷了一下。声音隔着玻璃，闷。
他拉开抽屉。最里头是那卷捆了十年的挽联，绳子还是原来那一根。挽联旁边是那块蓝底白字的门牌，背面朝上，三个钉眼里塞着木屑，木屑还新。门牌底下压着那张撕回来的底册。最底下那个白信封还在，右上角一行瘦字，封口没动。
他把信封捏在手里，举到灯底下。
纸很薄，能看见里头折过的一道印子，正当中。信封右下角那个小洞，是他自己用铅笔顶出来的，洞口的纸毛朝外翻着。
这东西在抽屉里躺了这些年，一天都没变轻。
他把信封放回去，压在门牌底下，把抽屉推上。抽屉卡了一下，他又推了一下。
“还有一句。”柏向南站在门口说，“省院那边传出来的。”
“说。”
“说江守正留任，是有人要他留。”
“谁。”
“没露名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就说上头有一句话，这个案子，让别人办。”
这个案子，让别人办。
一句话，七个字。别人是谁，没人说出来；可屋里这两个人心里头都透亮——从今天起，这个案子不归他管了。
抽屉里那些东西，一样也没变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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