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八年一月，北岭省汉江市。
“少了一页。”
柏向南把卷宗搁在桌沿上，没往里推。牛皮纸封面磨起了毛，封条连着两头，没断过。
封条两头连着，没断过，可里头少了一页。少一页，比撕开一整沓都厉害。
“哪一页。”
“南岸坡地，九四年征地那一段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页码从七十一跳到七十三。”
“借出去的时候少，还是还回来的时候少。”
“还回来的时候少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送回来的是一个塑料袋，口子扎着。我在门口把页码数了两遍。”
数两遍，两遍都是同一个窟窿——这不是数错了。
“谁借的。”
“省里下来的两个，住招待所四楼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借条上填的是核对档案。那两个人不是档案口的，他们不看卷，只看封皮上的地号。”
不看卷，只看地号——他们要的不是卷里的公文，是卷里那一块地。
“表呢。”
“腊月二十交的，两份都交了。配偶那一栏签了。”
“南岸那处填了没有。”
“表上没这一处。”
表上没这一处——纸面上干干净净，可地在那儿，房也在那儿。
范江海把台历翻过一页。一月那一页上印着两个字：小寒。
“省院那边，有个人分了这个件。”
“哪个。”
“江守正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，管经济案子那一摊。六十岁。1964年分到宁川县，七九年当县院副检察长，八四年调省院。”
“宁川那几年，我在县里。”
“他在宁川待了二十年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这个件上别人签名字，他签了两个日子。一个是收件的日子，一个是四月十四。”
两个日子，一个是收进来，一个是往回倒。这一页，他心里头早翻过了。
“去年四月十四。”
“是。”
范江海把手里那支笔搁下。去年四月，明河那一笔股权，上的就是省里的件。
“接着。”
“九一年夏天，他给您递过一封亲笔信。”
“什么信。”
“我收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那天您在会上。通信员把信送到我手上，我拿上来搁在桌上，您说搁抽屉里。”
范江海拉开抽屉。
最里头是那卷捆了十年的挽联，绳子还是原来那一根。挽联旁边，那支红杆铅笔削得只剩一截，笔尖上压着一个牙印。再往外，那块蓝底白字的门牌背面朝上，白字底下压着三个钉眼。
他把手伸到最底下，摸出一个白纸信封。
信封很薄，封口是粘的，没拆。右上角一行钢笔字：范江海同志亲启。字写得瘦，一笔一笔都立着。信封右下角有一个小洞，是那截铅笔顶出来的，洞口的纸毛朝外翻。
纸毛朝外翻着——这封信在抽屉里搁了六年多，一天也没拆。
“九一年七月十四。”柏向南说。
范江海把信封翻过来。反面是白的。他把信封放回去，压在那块门牌底下，把抽屉推上。抽屉卡了一下，他又推了一下。
反面是白的，一个字没有。
“他来了没有。”
“昨天下午到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住招待所四楼，就是上回那两个人住过的那一间。冯立成说，他今天上午要上来。”
“谁让他上来的。”
“没让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自己上来的。”
“那三行名单，你抄了没有。”
“抄了。”柏向南把本子翻开，铅笔削得只剩一寸，“第一行贺广顺。第二行纱厂那个副科长，姓廖，廖文彬。第三行邹会计。”
范江海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。
三行名字，一行一个人。这三个人，一个在江边扛包，一个在家待着，一个回了老家——都是他这一摊子过道上的人。
“他找过他们。”
“挨家去过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市院的车他不用，到街口就下来，自己走进去。上礼拜三在廖家坐了一个半钟头，喝了一碗水，走的时候把碗搁在桌上，没让人送。”
车不进巷子，人自己走进去——这一手最叫人心里头发慌：谁也说不清他来过，可谁都知道他来过。
“廖文彬现在干什么。”
“看仓库那个活，上个月没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厂里让他回家待着，一个月八十六块。他老伴在家属院门口摆了个修鞋摊子，摊子底下垫着两块砖。”
一个月八十六块，摊子底下垫两块砖。替人递过那张纸的人，落到这个份上，还是站着。
“贺广顺呢。”
“在江边扛包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儿子那辆三轮扣了，一直没还。一天八块钱，扛一天歇一天，血压上来了。”
扛一天歇一天，一天八块钱。血压上来了——这个人如今连骂人的劲儿都得省着使。
“邹会计。”
“上个月他把那把算盘用蓝布包上，送到厂里传达室，说这笔钱他领了，账他不管了。人回老家去了。”
算盘用蓝布包着送回去——十几年的账，末了是一块布把它收起来。
“冯立成什么时候来的。”
“昨天晚上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说他不敢白天来，怕他自己。”
怕他自己——这话听着怪，可最实在：白天来是别人看见，晚上来是自己心里头那关过不去。
“他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那份材料不是从汉江递上去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春上就有人在省里提过东片。材料压在省院大半年，没人接。这一回是江守正自己接的。”
范江海把茶杯端起来，喝了一口。
水是凉的。
凉茶咽下去，屋里静得能听见楼下有人推车。他把杯子放下，没再问，眼睛落在抽屉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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