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十二月，北岭省汉江市。
“哥，房子弄好了。”
江涛把一串钥匙搁在桌上，钥匙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封口没粘。
钥匙搁在桌上，底下压个没粘口的信封——这两样一进门，屋里的气就变了。
“什么房子。”
“江边的。”江涛说，“南岸，过了桥第二个口子下去，一棵老樟树旁边。”
“谁让你弄的。”
“没人让。”江涛说，“我自己弄的。”
“我自己弄的”——答得快，快得叫人心里头不踏实。
范江海没碰那串钥匙。钥匙是铜的，三把，串在一只白塑料牌上。牌上印着一个号，号是红的。
三把铜钥匙，白牌，红号。他的手没伸——这两寸远的地方，就是一摊火。
“退掉。”
“哥，你先看一眼。”
“我看过了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看的。”
“我没看。”他说，“我说的是，退了。”
没看就说看过了，为的是不给一句“我看完再说”留空子。
江涛把椅子往前挪了半尺。他穿着那件灰夹克，袖口磨得发亮，跟他这几年在外头跑的样子一样。
“哥，这房子不是给你的。”
“给谁的。”
“咱娘在北岸住了一辈子。”江涛说，“这房子是给家里备的。”
“谁住的不是你说了算。”
“哥，我是说这个意思。”
范江海把台历翻过一页。十二月的第二页上印着两个字：冬至。
“地是哪一块。”
“老砖瓦厂西边。”江涛说，“荒了多少年的坡地。”
“那一片的地，去年调的。”
“是调的。”
“谁调的。”
“东片那一片调出来的指标。”江涛说，“哥，那一片你比我熟。”
范江海把手指在桌面上按了一下。
按这一下，按的就是东片。东片的地是他签字清出来的，这会儿清出来的地，变成了坡上那栋房。
“墙呢。”
“两层。”江涛说，“底下那一层挑得高，是准备摆桌子的。上头三间屋，朝南。”
“谁修的。”
“南边来的队伍。”江涛说，“工钱一分没欠。”
“什么时候动的土。”
“去年秋天。”
“去年秋天我在京城开会。”
“哥，我知道。”江涛说，“去年秋天，这房子跟你没关系。”
“现在呢。”
“现在也没关系。”江涛说，“房本上不是你的名。”
“是谁的。”
“我儿子。”江涛说，“你侄子，今年二十四。”
范江海看着他。
“你儿子今年还在念书。”
“念书也能挂名。”江涛说，“哥，这事我办了半年。”
“办了半年，今天才说。”
“哥，今天不说不行了。”江涛说，“开春就通水通电。通了电，就招眼。”
开春一通水电就招眼——房子不怕没人住，就怕夜里一亮。
“花了多少。”
“哥，你别问这个。”
“我问了。”
“两百来万。”江涛说，“算上院里那两棵桂花树。”
范江海把茶杯端起来，又放下。杯底在桌面上磨出一声。
“这钱是谁的。”
“我的。”江涛说，“公司里的钱我早分开了。”
“分开这两个字，你从前也说过。”
“哥——”
“上回你说分开，是把三摊并到一摊上。”范江海说，“陆会计替你并的。”
江涛不说话了。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，那动作跟两年前一样。
手在裤子上擦一下——这个动作隔了两年，一点没变。
“哥，这一回不一样。”他说，“这一回我什么都没让你签。”
“你让柏向南去过工地。”
“去过两回。”江涛说，“他去是替我看钢筋。”
“他替你看了几次。”
“两次。”
“市里开会，他坐在我后头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本子上写着字。他的名字跟我挨着。”
“哥，他写的是记事。”
“他记的是日子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哪一天谁在哪儿。将来谁翻那个本子，就翻到我。”
将来谁翻那个本子，就翻到我——这话一出，屋里凉了半截。本子上记的是日子，日子连起来，就是一条绳。
江涛的嘴动了一下，没出声。
“钥匙拿走。”
“哥，你听我一句。”江涛说，“你那间办公室在顶楼，朝南，看得见大半个城。你夜里几点回家，你自己知道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嫂子那边的房门，你还进不进。”
屋里静了一下。窗外有工地在收工，铁管子落地的声音，一下，一下。
“这不是你管的事。”
“我是不该管。”江涛说，“哥，江梅那摊子你也知道，她签的字比你多。她那边出了事，你护不护。”
“护。”
“那我这边呢。”
那我这边呢——问得直。妹妹要护，弟弟就得一样护，这一句答下去，往后就没退路了。
范江海把钥匙往他那边推了两寸。
“退。”
就两寸，一个“退”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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