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六月末，北岭省汉江市。
“信封没拆。”
柏向南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，边角磨白了。浆糊还是干的，封口上那道线齐着。
信封出门一趟，又原样回来。浆糊干着，线齐着——一个字没少，一分没动，这就是回话。
“我说了我姓柏，是他老部下的秘书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老太太把门开了一半，看见包，往后退了一步。”
“她说什么。”
“她说，钱我们不要。”
“还有呢。”
“她说，你们拿回去，别往这儿送第二回。”
别往这儿送第二回——不是不要钱，是把这条门路从根上堵死了。
范江海把信封翻过来。背面干净，一个字没写。
“包里是新的。”
“是新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十块一张的。我数过两遍。”
“她数没数。”
“她没碰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她看都没看。”
看都没看。男人出着事，送上门的新钱连眼皮都不搭一下——这不是清高，是心里头有一口气顶着。
范江海把信封推到桌角。
“铅笔呢。”
“在这儿。”
柏向南把红杆铅笔掏出来，放在信封上。笔杆上那道漆掉得露出木头，笔头削得只剩一寸多，笔尖上那个牙印压得扁扁的。
“她说这是老齐的东西。”
“我问你，她的口气。”
“没口气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她说话跟报数一样。”
跟报数一样——老太太把话说成这样，是心里头早数清了：欠谁的不欠谁的，一笔一笔归好了类。
三天以后，他又让人去了一趟。
这回没带钱。带的是东西：两斤南边的干货，四瓶蜂王浆，还有一件女式的棉坎肩，黑面，领口缝得齐。装在一个旅行袋里，袋口没拉上。
去的是司机老魏。老魏下午回来的，把旅行袋原样提了进来，搁在门后头。
“她不要。”
“一句话没说。”
“说了。”老魏说，“她说，同志，你跑两趟了。”
“你跑两趟了”——这句话不是骂人，比骂人还叫人脸红：人家记着你跑了几趟，就是不收你带的东西。
“就这样。”
“就这样。”老魏说，“她把门关了。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。四层那家的窗户开着一条缝，晾着一件蓝布褂子，风一吹，袖子动。”
范江海把旅行袋的拉链拉上了。
“东西你拿回去，家里用。”
“范书记，我不要。”
“拿回去。”
老魏提着袋子出去了。门带上，声音很轻。
柏向南在旁边站着，手里捏着本子，笔没打开。
“想说什么。”
“没什么。”
“说。”
“齐家那个老太太，六十九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个月三百多块退休金。上个月的水电费是十九块四，她交了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她不缺钱。她缺的是不认这个人。”
不认这个人——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。钱她不要，东西她不要，她就只要一样：当没这个人。
范江海把红杆铅笔拿起来，在指头上转了一圈。笔杆上的木头有一处颜色深，像原来粘过什么，掉了。
“这笔，是哪年的。”
“柏向南不知道。”
“去查。”
“查不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这种笔，全省的文具店都有卖的。”
晚上到家，王秀芹在灯下算账。铁盒在脚边，上了锁。
他把铅笔放在桌上。
她低头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。铅笔搁在桌上，笔尖朝着门口。
“这支笔。”
“怎么了。”
“你有一支一样的。”她说，“刚调到县里那年买的，红的，一角二。你说红的好找，掉在泥里也能看见。”
“记不得了。”
“我记得。”王秀芹说，“后来不见了。你说丢了。”
她把铅笔拿起来，凑到灯底下看。看了一会儿，放回去。
“这笔头削得太短了。”
“是短。”
“削成这样，是舍不得扔。”她说，“人要知道东西快没了，才削得这么狠。”
范江海没说话。
“钱退回来了。”
“退了。”
“退回来了就退回来了。”她说，“你去送第二回，人家就恨你第二回。”
“我欠他。”
“你欠他的，不是钱。”王秀芹把账本合上，“江海，你怕的不是活人。”
“我怕谁。”
“你怕死了的人。”她说，“死人不会骂你。他就在那儿坐着，你怎么说，他都不吭声。”
她把铅笔往他那边推了一寸。
“这东西搁在咱家，你天天能看见。”
“收起来。”
“我不收。”王秀芹说，“这是你的，你自己放。”
铅笔就搁在桌上，笔尖朝着门口。这一夜谁也没再动它，它就在那儿横着，跟一根扎在心里的刺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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