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六月，北岭省汉江市。
“四个字传了三天了。”
“哪四个字。”
“卖师求荣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老干部座谈会的记录本上，也写着。”
四个字，三天，从一条走廊传到人家的本子上。上了本子就不是闲话了，是字据。
范江海把台历翻过一页。翻过去那页上印着两个字：初八。
“谁说的。”
“郝副主任。散会的时候，他站在楼道里说的，声音不小。”
“原话。”
“前头还有半句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有的人。”
“后头呢。”
“卖师求荣。”
范江海把笔帽拧上，又拧开。
拧上又拧开——笔是他手上在动，人早就飞到别处去了。
“记录本在谁手里。”
“在值班室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有人念了一遍，念完就收走了。”
念一遍，是让屋里人都听见；收走，是让这屋里人别再听见。
范江海把台历合上。
“他今年多大。”
“六十三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二线，副主任，还有三个月办退。”
“家里几口人。”
“老伴，两个儿子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老大在锅炉厂，去年下的岗。老二在市里一个部门，科员。”
“记着。”
柏向南在本子上写了一行，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。
一句“记着”，柏向南心里头就沉了：这一记，记的不是郝副主任这几口人，是记他家往后的日子。
“范书记，还有一件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京城回来的信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齐广志那一卷材料，第三页上有您的名字。”
“第几行。”
“第七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昨天夜里，那一页被抽出来了。”
窗外落雨。玻璃上挂着一层水，水线一道一道往下走。
水线往下走，屋里两个人的话也往下一沉——一页纸让人抽走，不是撕纸，是断根。
“谁抽的。”
“信上没写。”
“信呢。”
“烧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送信的人站在我跟前，看着我烧的。”
“看着我烧的”——这五个字最狠。不是让你看着，是怕你不烧。
范江海把笔帽拧上。
“抽出来了，就是没有。”他说。
“是。”
“没有的事，你别记。”
柏向南低头看本子。
“那这一行。”
“划了。”
划了，是连写过这一页的痕迹都不留。可划掉的字，纸底下还压着。
上午九点，他从楼道里过。郝副主任那间屋的门开着，桌上摊着一张报纸，茶杯里没水，杯底一层褐色的茶锈。椅子上搭着一件旧棉袄，领口的毛磨秃了。他没停脚，走过去了。楼道尽头的窗户开着一条缝，雨落在窗台上，落一层，湿一层。
门开着，人不在。那一屋子东西他一样没动，一眼没多瞅。
上午十点，省里来了三个人。带队的姓戚，五十七，说话慢，问一句停一句。
“范江海同志，你在汉江几年了。”
“七年。”
“齐广志同志的问题，组织上正在了解。”戚组长说，“你是什么态度。”
“组织怎么定，我怎么拥护。”
“你自己呢。”
“我没有别的话。”
“我没有别的话”——这六个字答得干净，也答得死，一个字的余地都没留。
戚组长翻了翻手里的纸。
“有同志反映，你和齐广志同志，工作之外有联系。”
“只有工作。”
“七年，只有工作。”
“只有工作。”
戚组长把纸合上，看了他一眼。
“我们记下来。”
“记。”
谈完话，考察组在市委住了一天半，找了九个人谈话。第六个是郝副主任。柏向南晚上过来说，老郝在屋里说了一个半钟头，出来的时候，走廊尽头的灯坏了，他扶着墙走的。
“他说了什么。”
“问的人不让记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只听见一句。他说您一九九二年去京城，在齐家吃过一顿饭。”
“吃过。”
“他还说，那天您在桌上给一屋子人倒酒，倒到第三个，人家的杯子扣在桌上。”
范江海没说话。他想起那顿饭。齐广志坐在主位，桌上有条鱼，从头到尾没人动。
那条鱼从头到尾没人动——那时候就该看明白，这一桌子人不吃菜，吃的是人。
“他记得清楚。”
考察组走的那天下午，车停在台阶底下。戚组长上车以前站住，回头问了一句：郝副主任今天在不在班上。值班的人说在。戚组长点点头，上车走了。
一问一点头，郝副主任那一摊就算定了。问的人不露声色，可问出来的这一句，比骂人狠。
一个星期以后，老郝的退休手续提前办了。正处的待遇，按副处办。办手续那天，他来了两趟，第一趟没带照片，第二趟带了，照片是黑白的，照得人瘦。他站在办事窗口前，把照片摆正了，推进去。
照片照得人瘦。这一张推进去，他这一辈子往后，就按这个办。
他老二调到了江边的砂石站，管过磅。老大还在锅炉厂门口等着，下岗的名册上，他排在四十几个。
严铁鹰来了一趟，站在门口，没进来。
“郝老头子的事，办完了。”
“他身体怎么样。”
“血压高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老伴去市委门口站过一回，站了二十分钟，没人出来，她自己走了。”
“谁让她走的。”
“没人让。”严铁鹰说，“雨大。”
雨大——两个字把一屋子人的心都说明了。不是有人赶她，是连个出门撵她的人都没有。
“他那顿话，当着人说的。”
“是。”
“当着人说的，就得有人听见。”
“是。”
“他家的房子本来要换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没换。”
“你办的。”
“我签的字。”
这一句“我签的字”落下来，屋里谁也没再接话。
四个字的事，到这儿就算办完了。可这四个字，谁也没再提，谁也没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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