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材料挪出来了，可多了一页。”
电话是严铁鹰从省城打来的，打到柏向南办公室里。线里有杂音，像有人在另一头喘。
“多的是什么。”
“一张登记页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借调名单昨天夜里往下发了。名单上没有我。”
“没有你是好事。”
“也是坏事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名单上没我，材料上还有我。范书记在不在。”
“在开会。”
“你带一句给他。那份材料现在到了市里，不在厅里。谁想去调，谁的手得先伸出来。”
电话断了。柏向南把本子摊开，写了半行，又把铅笔停住。
笔停在半行上——后头那半句，他不敢往下记。说白了，这一圈子人是靠一句话拴着的，记多了，纸先漏。
上午十一点，范江海开完会出来。他听完，在窗台边站了一会儿。搪瓷缸里的茶是凉的，他端起来喝了一口。
凉茶下去，人没动。他站在窗台边上，心里头在算一笔账：多出来这一页，是添的，还是故意添的。
“今晚十点，四个人，到你家。”
“我家。”
“你家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一个人带一样东西。”
“带什么。”
“带一件能让你自己进去的。”
这一句出来，柏向南的后背僵了一下。能让你自己进去的——不是能救自个儿的东西，是能把自个儿送进去的东西。
中午，范江海回了家。饭在锅里温着。王秀芹在阳台上收衣服，一件一件叠好，码在椅子上。
“晚上我有事。”
“几点回。”
“说不好。”
她把最后一件毛衣搭在椅背上，回过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去哪儿。”
“小柏家。”
“几个人。”
“四个。”
王秀芹在椅子边坐下来，两只手压在那摞衣服上。
“四个人凑一个屋里，说一件事。”她说，“说岔了一句，四个人一块儿完。”
一句话说到根上了。四个人凑一处，就是把四颗脑袋搁在一张桌上，谁的话打个滑，四颗脑袋一块儿落地。
范江海端起碗，扒了两口，没接。
“你今晚要带什么去。”
“没带什么。”
“你内兜里三根烟，昨儿是两根。”她说，“烟是哪来的我不问。”
她起身进了里屋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针线。她走到他跟前，把他外套的里怀翻过来，沿开口走了一道线，针脚很密。
“你做什么。”
“缝上。”她说，“你要带的东西，别掉了。”
“里头还有烟。”
“烟不碍事。”
她把线咬断，把衣服搭回他肩上。然后从自己衣襟里摸出一张叠成四折的纸，塞进那个刚缝好的兜里。
范江海把它抽出来。上面是一行很小很正的字：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四日，股权一份，四页，签末页右下。
“你带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你带你的，我带我的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你们四个人。加上我，五个。”
范江海捏着那张纸，没说话。
“去年你就说过，四个人比五个人好守。”她说，“这话是你说的。”
“收回去。”
“不收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你那个铁盒里没有我这一张。我这一张在我自己手里。哪天你想替我管，先问一声。”
她把碗往他手边推了推。
“吃完再走。”
九点四十，柏向南把自己的屋子收拾了一遍。一张方桌，四把椅子，桌上摆四个杯子，一个暖瓶。他把那支削得只剩一寸的铅笔搁在桌子正中。
一寸来长的铅笔头，立在桌子当间儿——四个人要拿它，一人往自己身上添一笔。
九点五十，江涛先到。他手里捏着一张对折的条子，进门就摊在桌上。
“前年那张。翻出来了，从抽屉底翻出来的。”
“给小柏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哥，那是我妹妹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她那边要不要说一声。”
“不说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她知道了也是坐着。”
知道了也是坐着——帮不上手，还得多担一份心，那就不如不让她知道。
柏向南把条子接过去，折好，夹进本子。江涛一直看着他的手，看到本子合上。
十点，严铁鹰到了。鞋上带着泥，是省城的路。他把帽子挂在门背后，没坐。
“厅里那边，就那一页。”
“就那一页。”严铁鹰说，“登记页上多了一行，写的是同一个日子，手写的。”
“谁的手。”
“看不出来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范书记，还有一句。西大街那一条，上个月有人看见一个小伙子，在西大街口站着，看我们的车。个子不高，左边眉毛上有一道疤。”
“叫什么。”
“没查着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名字查不着，脸我记得住。”
“记住了就行。”范江海说。
江涛这时候插了一句。
“四十一人的遣散费，昨天发完了。”
“谁签的字。”
“没一个人签。”江涛说，“邹会计来领钱，把算盘搁在桌上，说账不平他不签。那算盘用了十九年，珠子磨得发亮。”
屋里静了一下。柏向南低头看自己的手。
“钱他领了没有。”
“领了。揣着走的，字没签。”江涛说，“他说他不签，他也不说。”
“老聂家的儿子，昨天来厂里了。”江涛又说。
“你收了。”
“收了。安排在库房。他进门一句话没说，把介绍信放在桌上就走了。”
“他老伴呢。”
“还在二所门口。今天没坐台阶，站在墙根底下。”江涛说，“有人给她递水，她没喝。”
范江海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，很轻。
就这一下，很轻。轻得四个人都没敢接话——他心里头那笔账，这会儿正好算到根上。
本书首发来自四月天小说网，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