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点二十，桌上的水都凉了。江涛把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，又放下。
凉茶咽下去，嗓子眼还是干的——这屋里不是缺水，是缺个准话。
“老聂家里的事，我说一下。”他说，“他老伴昨天又去了二所门口。”
“坐了多久。”
“三个钟头。”江涛说，“有人给她搬了个小凳子，她没坐。”
没坐。老太太就那么站着，站了三个钟头。为啥不坐？她心里头透亮：一坐下，就成了讨要的人；站着，才算是等自家的人。
范江海把信封翻过来，反面朝上。
“今天不送东西。”他说，“过了这一阵，给他儿子安排个活。去你那儿。”
“我那儿现在查得紧。”
“那也去你那儿。”
“行。”江涛说。
“西大街上你那三间铺子，明天挂出去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挂给谁。”
“挂谁都行，别挂你名下。”
江涛的脸沉了一下。那三间铺子去年刚翻修，新刷的漆是他自己盯的。
“那是我攒了六年的。”
“六年换九天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嫌贵，你现在就能走。”
一句话堵得江涛没声儿了。攒六年，换九天，这笔账他算不过来，可他哥算得清。
江涛把头低下去，看着自己那双沾泥的鞋。
“哥，还有一件。”他说，“她那边，四十一人，遣散费谁出。”
“哪个她。”
“你知道哪个她。”江涛说，“人都散了，邹会计把算盘搁在桌上走的。那个算盘用了十九年，珠子磨得亮。”
十九年的算盘，珠子都叫他摸得发亮，说搁下就搁下了。四十一口人的饭碗，就碎在这一搁里。
范江海停了两秒。
“从明河出。”
“明河那本账在老聂手里。”
“老聂在里头，不在外头。”范江海说。
严铁鹰这时候开口了。
“范书记，还有一句我得说。那四个问号，不是上头想出来的。”
“那是谁想出来的。”
“是在名单上写过名字的人递得上去的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一份材料上找不着名字，就是一堆纸。找着了名字，就有人肯往上递。”
说白了，纸上的名字不是字，是钉子——钉住谁，谁就拔不出来。
“你的名字在不在上头。”
“在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所以我要挪走。”
十一点四十，散会。江涛先站起来，把那半盒烟又掏出来，抽出一根递给严铁鹰。严铁鹰摆手。
“哥，给我一根。”
“你自己有。”
“我那半盒给你。”
范江海没接。他从那半盒里抽出一根，捏了捏，揣进内兜。
内兜里原来有两根，一根是圆的，一根是断的。现在三根。
三根烟，一根圆的，一根断的，一根是新揣进去的，都贴着胸口那块布。
“从明天起，你俩谁也别上我这儿来。”他说，“要说话，找小柏。”
“几天。”
“十天。”
严铁鹰走到门口，回了一下头。
“范书记，您那份答复，别自己写。”
“谁写。”
“让小柏写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写出来的东西，谁的手写的就是谁的。”
门合上。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，又灭了。
那灯只认脚步，不认人——人一下楼，它就当这层楼里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江涛也跟着出去。他在门口站了两秒，看了一眼里屋那条门缝，什么都没说，下楼了。
那两秒比说话还长。门缝里头站着的是他嫂子，门缝外头站着的，是他不敢问出口的那句话。
客厅里只剩他和柏向南。范江海把信封折角的地方抹平，放回抽屉，把铁盒拖出来，锁上，钥匙塞进裤兜。
“你也回吧。”
“范书记。”柏向南站着没动，“那份答复，写什么。”
“写我不知道。”
“四个问号都写不知道。”
“车那一条写车，批文那一条写批文。”范江海说，“第四问不写。”
“不写就是空着。”
“空着好。”
空着好——这三个字，柏向南听着，后脊梁骨一阵发凉。哪儿是空着好，是那第四问，谁答谁就把自个儿搭进去了。
柏向南到家是十二点二十。老婆孩子都睡了，他没开大灯，在厨房用凉水洗了把脸。
凉水扑在脸上，人反倒更清醒。他从衣柜顶上把那个黑皮本子拿下来。本子底下压着一把新锁，三块钱买的，还没挂上去。
他坐在床沿，把本子摊在膝盖上。上一页是昨天，一行一行全是事：上午开会，下午去了一个厂，晚上吃饭，几点散的。
新的一页是空的。他从衣兜里摸出那支铅笔，削得只剩一寸。
一寸长的铅笔头，捏在指头里短得快握不住，跟他这四年记下来的东西一样，眼看着就要断。
他记了四年的笔记，一页是一天。每回都是先把日子写上，再把事写在后头。日子在左，事在右，四年没变过。
他把日期写上去：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日。
写完，他把铅笔搁在纸上，没往下写。
台灯照在那一行字上。日期后头是空的，没有事，没有人名，没有地点，也没有几点。
他坐了很久。窗外有辆车过去，灯扫了一遍天花板，走了。
那把锁就在手边，凉的。他把锁拿起来，在本子上比了比，又放下。
锁是凉的，捏在手里，跟捏着一块冷铁疙瘩一样。
最后他把本子合上，搁回衣柜顶上。锁压在封面上，没锁。
那一行日期，是他记了四年笔记头一回只写一个日子。
没有事，没有人名，也没有几点。那一页空着，倒比写满了还压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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