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四点，江涛的车停在楼下。他没上来，站在车门口，一只手扶着车门，领带松着。
“哥。”
“上车说。”
车往东开了一段，停在一条没人的路上。江涛把火熄了，从兜里摸烟，摸出半盒，抽出一根，又塞回去。
抽出来又塞回去。这会儿他身上，连根烟都点不住了。
“二所今天上午来了两个人。”他说，“没找我，找的老聂。”
“哪个老聂。”
“明河的账，一直是他在做。”江涛说，“五十八了，明年退。今天上午十点进去的，到现在没出来。”
五十八，明年退。这个节骨眼上进去，就难囫囵着出来。
“问到几点。”
“我托人看了。”江涛说，“里头没动静。中午给送了一碗面进去，面端出来的时候没动筷子。”
面端出来没动筷子。这一碗面，比什么都说明问题。
“他家里呢。”
“他老伴在门口坐着。”江涛说，“坐在台阶上，坐了两个钟头。有人给她递水，她不喝。”
两个钟头。这一步坐法，跟谷师傅老伴拿布口袋坐一夜，是一个姿势。
范江海看着前挡风玻璃。玻璃上落了一层灰，用袖子擦过一道，斜着。
“哥，我问一句话。”
“你问。”
“那份东西上，名字是怎么排的。”
“你想排第几个。”
“我不想排。”江涛说，“我那两个厂子，两百多口人。我要是一进去，工资谁发。”
我不想排。可排不排，由不得他。
“你今天晚上把电话都关了。”
“关了行。”江涛说，“哥，老聂家里，要不要送点东西过去。”
“不送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今天送，明天就是第五条问话。”
“那他家就干坐着？”
“让他家里人坐着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谁也没进去。”
谁也没进去。这话冷，也是实话。
江涛把头靠在椅背上，闭了一下眼。他的手还在兜里，捏着那半盒烟，指甲把烟盒捏出一个印。
晚上七点，严铁鹰来了。他没坐，站在门里侧，两只手垂着，鞋上的泥没擦。
鞋上的泥没擦。这个人平时讲究，今天连鞋都不擦了。
“省厅那边借人，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。”
“干什么用。”
“配合一件事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只报了名字，没报单位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的。”
“昨天下午。”他说，“我没打电话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电话里有第三条耳朵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范书记，我只跟你说一句。上面要看的不是事，是名字。一份材料上找不着名字，就是一堆纸。”
电话里有第三条耳朵。这话一出来，屋里就静了。
“这回找着名字了。”
“找着半截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老聂是个做账的。做账的人，手里有本子。”
“本子在明河。”
“本子在哪个抽屉，我不知道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也不打算知道。”
我也不打算知道。这话把界限划出来了。
他说完这句，往门口退了一步。
“我去省城。”
“几时回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您要是给我打电话，我接。您要是让别人给我打，我也接。”
您要是让别人给我打，我也接。这话听着是应承，其实是告别。
门在他身后关上。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，又灭。
范江海把桌上的信封拿起来，搁在桌角，压上一支铅笔。铅笔是柏向南的，削得只剩一寸。
九点半，柏向南进来了。他手里抱着一个黑皮本子，边角磨得发白。
“你要的东西。”
“你的笔记。”
“从九二年开始记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每天记，一页是一天。要哪一段，我翻给您。”
“我不看哪一段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要看头一页。”
我要看头一页。这事得从头看。
柏向南把本子放在桌上，翻到第一页，推过去。
第一页上只有一行字，是九二年三月十二日。字写得很正：上午九时，市委后院，交接。后头跟着一个名字。
后头跟着一个名字。事儿就是从这一行起头的。
范江海看了那行字很久。
“这本子，锁在哪里。”
“我家衣柜顶上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没锁。”
“几时开始上锁。”
“今天起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今天下午买了一把小锁，三块钱。”
“锁了也好。”
“范书记。”柏向南把本子合上，手压在封面上，“这本子是我的。您今天要看，我给您看。以后要看，我也给您看。”
以后要看，我也给您看。这话说得有骨。
“我知道。”范江海说。
他走到床边，蹲下去，从床底下把那个铁盒拖出来。盒子不大，锁着，锁面上有一层灰。他把桌上的信封拿起来，比了一下，信封比盒子宽，塞不进去。
塞不进去，就把信封搁在盒子上面。
“给他们三个人打电话。”
“现在打？”
“现在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别用家里的电话，你去楼下打。一个人一句话：十点半，到这儿。不许带东西，不许带人。”
“要是有人不来呢。”
“谁不来，你说一声。”
谁不来，你说一声。三个人里头来几个，他心里头没底。
柏向南走出去。楼道里的灯一层一层亮下去。范江海在桌边坐下，把那个铁盒拉到脚边。桌上的小本子还摊着，最后三行的勾没画。
最后三行没勾。往后再也不会有勾了。
墙上的挂钟走到十点。他把信封上那道红杠又看了一遍，红杠压着纸纤维，压出一道楞。他伸手把铅笔拿开，把信封翻过来。
反面还是白的。
反面是白的。正面那些话，就等他自己往上填。
十点十分，楼下那部电话响了，响了两声，又停。接着又是一声，很短。
范江海没有站起来。
两声响完了，又是一声。他听见了，人没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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