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三月，北岭省省城。
“你去干什么。”
王秀芹堵在门口，手还搭在灯绳上。
“去省城。”
“我问你去干什么。”
“见个人。”
“见她。”她说，“你要说的话，在家里先说一遍。”
在家里先说一遍。她是要他把这话在自己屋里落一落。
范江海站着没动。
“我说不出来。”
“说不出来就对了。”王秀芹说，“那三个字是往下低的，你低不下去。”
往下低。这三个字是往地上说的，他这辈子没说过。
她把灯绳松开，屋里暗了一下，又亮。
“你要是去还东西的，我不拦。你要是去讨东西的，就别去。”
“我去还。”
“你身上有什么可还的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他把棉袄从门后那颗钉子上摘下来，穿上一只袖子，又停下来。内兜硬着一小块，纸壳的边，是那两根烟。
你身上有什么可还的。这一句问的不是东西，是他这辈子还得出什么。
他把抽屉拉开又关上。那个铁盒在床底下，锁着。他没去碰它，穿上另一只袖子。
铁盒他没碰。一碰，就是拿钱去买心安。
“几时回来。”
“夜里。”
“我给你留门。”
“别留。”他说，“你睡。”
她留门，他不让留。这些年这扇门的事，他头一回没应她。
车下午三点出的城。柏向南开车，他坐在后头。
出城那条路两边全是杨树，车灯还没用上，日头偏西，树影子一根接一根往东倒。他把窗户摇下一条缝，风是硬的，灌进来，吹得耳朵疼。
他试着把那句话在心里走一遍。
第一遍走的是账：一九八三年四月那辆车，那间小屋，那些没写进纸里的东西，她记了十三年，他一笔也没还过。他把这一遍掐了。这笔账不是这么算的。
一笔也没还过。十三年，一天都没算过。
第二遍走的是情：那年站台上雪大，她一只手提布口袋，一只手拎着他的包。这一遍他也掐了。这句说出来，等于把两个人都往回拉。
第三遍走的是理：材料上要写名字，名字得写离钱最近的那个。他把这一遍也掐了。她那天没跟他讲理，她签的字。
后来他就一遍一遍地走那三个字。对不起。走一遍，觉得轻。再走一遍，还是轻。轻得像往井里扔石子，扔了也听不见响。
三个字走了一路，越走越轻。
五点半过了一条河，路边有个摊子还没收。柏向南下去了一回，回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。
“什么东西。”
“橘子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八块钱。”
“你拿着。”
“范书记，空手上楼不好看。”
“我不知道她家几口人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多了少了都不对。”
连人家家里几口人都不知道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连这个都不知道。
柏向南把袋子搁在副驾座上。车拐弯的时候滚了一个，滚到脚垫底下。
那一个滚到脚垫底下，谁也没去捡。
“她男人今天在不在家。”
“在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供销那边六点下班。他骑车，走东边那条。”
“他叫什么。”
“没打听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打听了就有人知道咱们打听过。”
打听了就有人知道。这一句话，也说明他离那家还远着呢。
省城东边那条街叫清江路。路两边是院墙，墙头上插着碎玻璃，墙根底下堆着没化完的雪，黑一层白一层。
车停在一棵大槐树下面。他看了一眼表：六点五十五。
“哪一栋。”
“进去第二栋。三单元，西头三楼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灯亮着，窗帘是灰的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的。”
“下午有人来这边办事，我让他绕了一下。”
“你不必绕。”
“是。”
你不必绕。这一句是怪他多事，心里头又领了这个情。
范江海下了车。他把棉袄领立起来，两只手插在兜里，往院里走。
院门口有一间小屋，里头坐着看门的老头。老头面前摆着一台收音机，声音很小，唱的是戏。他抬眼看了看范江海，又看了一次。
“同志，找谁。”
“三单元。”
“三单元哪个号。”
“西头三楼。”
老头把收音机关了，屋里只剩下暖气片里的水声。
“姓白的。”
“嗯。”
“她五点半上的楼。”老头说，“回来就没出去。她男人六点四十回来的，两个人在屋里说话，我听着像吵架，又听着不像。吵不起来，声音低。”
吵不起来，声音低。这比吵还闷。
“我在院里站会儿。”
“站着行。”老头说，“院里不管站着。”
他进了院门。老头的收音机又响起来，还是那出戏。
还是那出戏。唱到哪一句了，他没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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