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月十二，明河的执照没还。正月十四，公司通知遣散。
“多少人。”
“四十一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年前发了两个月工钱。”
“管账的呢。”
“姓邹，五十二岁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叫去问了六天。出来那天递了辞呈。她在这一行干了十九年，还差三年退休。”
十九年干到头，就差这三年。
“她说什么。”
“什么都没说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走的时候把算盘留在桌上。那算盘是她自己带来的，框上的漆都磨没了。”
漆都磨没了。这把算盘跟了她多少年，不用问。
“几档的。”
“十三档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缺了一颗珠子。”
“桌上还有别的没有。”
“一本交接单。”他说，“写到第三行停了。钢笔搁在单子上，笔帽没盖。”
笔帽没盖。写到第三行停下来的，是手在纸上停住了。
“她住哪儿。”
“纺织新村。”
“她儿子干什么的。”
“在车队开货车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前两天跟人打了一架，脸上缝了四针。”
脸上缝四针。儿子这一架是打给谁看的，谁也说不清。
范江海看着窗外。雪化完了，院子里剩下几堆脏雪，堆在墙根下。
“还有事。”
“她男人年初三把她的东西搬到楼道里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两床被子，一个帆布包，一只暖瓶。她在楼下站到后半夜，邻居劝她上去。”
“她上去了没有。”
“上去了。”
上去了。这两个字比什么都沉。
“明河的牌子呢。”
“摘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摘的时候没人看，就门口看车的老头在。”
“他说什么了。”
“他问公司还开不开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没人答他。他把门口那条凳子搬回自己屋里了。”
没人答他。凳子搬回自己屋，这地方就没人了。
回到家十点半。门没插。桌上摊着账本，铅笔搁在页边上，脚边是那个铁盒。女儿房的门关着，缝里透出一线光。
王秀芹在灯下坐着。
“回来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明河倒了。”
“你听谁说的。”
“厂里念报纸。”她说，“腊月里你答应她的事，你没办。正月初，你把她的名字填进了报告。”
从报纸上知道的。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，屋里就没别的声音了。
“材料上要写名字。”
“材料上要写名字。”王秀芹重复了一遍。
重复一遍，是原样推回来。
她把账本翻开，翻到最后一页。上头三栏：进、出、存。存那一栏里有一行，是上个月写下的那条围巾。底下那一行还空着。
她把铅笔搁在纸上，没写。
“你写什么。”
“我在想这一笔记哪一栏。”
“记出。”他说。
“不出。”王秀芹说，“出是把东西送出去。她这个东西，不是你送出去的，是你按下去的。”
不是你送出去的，是你按下去的。这一句把两笔账分开了。
“那记什么。”
她把铅笔尖在纸上按了一下，抬起来。她翻过页去，在最后一栏底下画了一道横线。横线下面写了两个字。
欠。
一个字，不写钱，写人。
“记多少。”
“不记数。”她说，“记数就完了。”
“记上日子。”
“记了。”她说，“一九九七年正月十四。”
记数就完了。这一笔不按钱算，按人情算。
她把本子合上，压进铁盒，上了小锁，往脚边推了推。
铁盒盖上以后，屋里更静。女儿房里翻了一页书，纸响了一声。
“还有一句。”
“说。”
“往后你夜里回来，先在楼下站一站。”王秀芹说，“看看有没有车。”
先在楼下站一站。这话是护他，也是怕。
正月十九，柏向南从省城回来。进门他先站着，没坐。
“她回来了。”
“几时回来的。”
“昨天夜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正月十七又来叫了一回。两天，三回。”
“第一回问什么。”
“那三笔钱上哪儿去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她说记在明河名下。”
“第二回。”
“问她明河是给谁做的。”
“她怎么说的。”
“她说她签的字。”
“第三回。”
柏向南低头看本子。那一行字很短。
“问她明河的钱最后到了谁手里。”他说，“她还是那一句。”
“三回都是这一句。”
“三回都是这一句。”
三回都是这一句。一个字没改。
范江海把桌上的材料合上。
“她出来的时候，谁去接的。”
“没人接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她在门口站了四十来分钟。手背上裂了口子。后来上了一辆拉货的车。”
“她单位没车。”
“有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她让别来。”
她让别来。单位有车不用，是怕人看见。
“她男人在哪个单位。”
“省供销那边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跟人讲，明河是自己做亏的。”
自己做亏的。这一句话，把一整个家也划到外头去了。
“组里还问旁的没有。”
柏向南把本子翻过去一页。他停了停。
“问了。”
“什么。”
“他们问她，你为什么不解释。”
范江海没动。办公室里只有暖气管里的水声。
“她说了什么。”
“她没解释。”
她没解释。三个字，一整个明河的账，全落在这三个字后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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