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天下午，沈曼回了一趟梅苑。
柏向南开的门。
“柜子最底下那一格。”
“范书记没交代。”
“他也没说不给。”
他也没说不给。这一句话，就把门推开了一道缝。
柏向南站了一会儿，蹲下去，把那一格拉开。报纸包着，报纸的边角发黄了。
沈曼打开。黑布面，白底，鞋头磨得发亮，鞋底补过三回。鞋帮里头用铅笔写着两个字。
她把鞋包回去，抱在怀里。
韩秋月在文化馆门口摆着一台缝纫机，给人改裤脚。她今年三十二，头发在脑后扎着，指甲剪得很短。
指甲剪得很短。这是干活的手，不是上台的手了。
“你来干啥。”
“送鞋。”
韩秋月没接。
“鞋我穿不上了。”
“我看了，还是好的。”
“好的也穿不上了。”韩秋月说，“你脚多大。”
“三十七。”
“我也三十七。”她把裤脚翻过来，踩了两下机器。“原先那双是三十六。”
原先那双是三十六，如今脚是三十七。这一句里没说一句苦，苦全在那一码上。
“你男人呢。”
“从仓库下来了。”韩秋月说，“上个月。他三十五。”
三十五，从仓库下来了。这话说得平平的，可“下来”这两个字，是往下走的。
“南边有个事，缺个管服装的。”
“你给的不是活儿。”韩秋月说，“你给的是心安。”
沈曼站在缝纫机跟前，没动。
“鞋拿走。”韩秋月说，“搁我这儿，我夜里得起来看它。”
“一天多少。”
“八块。”韩秋月说，“看活儿。”
沈曼抱着那个报纸包走了两条街。八块这个数，南关那条街上二百四十个人，一天也是八块。
八块。这数她太熟了。可这八块是踩机器踩出来的，那八块是蹲十九天蹲出来的。
那天他回家，八点。那扇门还插着销。
桌上那把钥匙不在了，镇纸底下压着一圈印。
钥匙收了，可镇纸底下压出一圈印子。这一圈印子说明，那把钥匙在这张桌上搁过不少日子。
王秀芹在灶房，没出来。
“秀芹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南边那家公司，办好了。”
“三妹前天来过。”她说，“说了。”
她端着一碗水出来，搁在他手边。碗底在桌面上磕了一下。
“法人写谁。”
“一个外人的名字。”
“为啥不写她的。”
“写了，她就完了。”
王秀芹看着他。
“那我呢。”
“你啥。”
“我那三个字，上个月就上了省里的纸。”她说，“你说撤不下来。”
他没答。
这就是最扎人的地方——外人的名字写不得，写上了人就完了；她的名字写上了撤不下来，就这么搁在纸上。
她走到桌边，把镇纸挪开。底下的复写纸还在，蓝的，那三个字是反的。
“七月八号到今天，六十七天。”她说，“我天天看它一遍。”
“你要啥。”
“把我的名字撤下来。”
“撤不下来。”
“那就记着。”王秀芹说，“我这一辈子，就占了纸上这一格。”
一辈子就落在一格里。这话说得轻，听着比骂人还重。
她把复写纸叠成四折，又打开，对着灯看了一会儿。
“她多大。”
“二十七。”
“我二十七那年，你娘瘫在床上。”她说，“那年人家见了我，叫范嫂子。”
两个二十七。她那个二十七，人家张口就叫范嫂子；这一个是二十七，纸上连个名字都不肯落。
范江海站在灶房门口，两只手垂着。
她进屋，从墙角把铁盒拖出来，开锁，把复写纸压在最底下，扣盖，上锁。锁响了两声。
“饭在锅里。”她说，“你自己盛。”
她进了女儿房，把门带上。插销响了一声。
十月六号，早上，火车站。
天没亮下过一场雨，站台上一层湿印子。
柏向南把牛皮纸信封递过去，信封里是执照、章程，还有一个木盒。
沈曼把木盒打开。铜章，上头刻着八个字。
“这上头没有我的名字。”
柏向南没答，往后退了半步。
范江海站在柱子边上，两只手插在兜里。
“到了那边，先别接戏。”
“我不接戏。”她说，“我办剧团。”
“办剧团要人，要地方。”
“我有人，有地方。”沈曼说，“这回纸上是我的名字。”
这回纸上是我的名字。这一句她说得比哪一句都稳。
他看了一眼那只木盒。
“南边不下雪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我到那儿，就看不见雪了。”
她说的是一场雪，可这话里一个字都不是雪。
检票。她上了台阶，又下来三步。
“我那支铅笔呢。”
范江海从内兜里摸出来。铅笔短了一截，笔杆磨得发亮，笔帽上有一排牙印。
“你写字了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
她把铅笔拿过去，看了两眼，又搁回他手里。
“你留着。”
她转身走了。走到车门口，她回头，声音不高。
“范江海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会孤独死。”
她上了车。车窗玻璃是湿的，看不清里头。
车开出去，站台上的人散了。
他站在柱子边上没动。手里那支铅笔，牙印还在。
牙印是她咬的，咬在笔帽上，比一句话留得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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