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六年九月，北岭省汉江市。
九月十一，沈曼来了。她没坐，包搁在门边上。
“南边我不去。”
范江海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，在桌上顿了两下。
“谁跟你说的南边。”
“柏秘书昨天送来一张纸。”她说，“上头的名字不是我。”
“公司在南边。”
“我知道在南边。”沈曼说，“戏在南边，人也在南边。你把我搁过去，我这辈子就是南边纸上的一个字。”
这辈子就是纸上的一个字。这话不虚——一个名字往纸上一搁，人就归那张纸管了。
“你要的不是一个字。”
“我要的那句话，八月三十你没给。”
“给了你，你在这儿活不成。”
“我担我自己的。”她说，“可你连说都不敢说。”
范江海把烟点上。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着。
“组里的事了了吗。”
“哪个组。”
“南关那个。”沈曼说，“制片老宋，五十二，他媳妇心脏上过手术。他回单位写了三回材料，写的是钱从哪儿来。昨天他在门房里坐着，看见我，把头低下去了。”
头低下去。这一低头不是躲她，是不敢认她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知道。”
“话不是我放的。”
“话是从你这边长出来的。”沈曼说，“这个我懂。我不是来问罪的。”
她把本子从包里拿出来，搁在桌上，没打开。
“往后谁再问那六十扇门，我就说是我一个人干的。”
“你一个人干不了。”
“那我就一个人认。”她说。
窗外有人抬东西，木头磕在墙上，两下。
“那张纸上写你的名字，不行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为啥。”
“写上，你就完了。”
“那你写上。”
他没答。
这一句他没答。答了，就是应了；不答，纸就还是空着的。
九月十四，柏向南把纸送来了。牛皮纸夹子里夹着三张。
“南边临洲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公司叫临洲影艺服务公司。”
“干啥的。”
“拍戏的，也做别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执照是去年冬天办的。章程上四个股东，头一个姓雷，第二个是一个人的名字。”
“谁。”
“温秀兰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四十七，原先在县剧团服装组，病退三年。她不认得姓雷的。”
不认得。借名字都是借不认得的人的——认得的人，不好借。
“谁经手的。”
“办事的人借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三百块，一个手印，一张身份证的复印件。”
三百块，一个手印，一张复印件。一个人的名字就这么出了门。
范江海把纸翻过来看。法人那一栏，印着温秀兰三个字。
“她呢。”
“前天来问过一回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把地址给她了。”
范江海抬起头。
“你给她了。”
“给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范书记，她问我，纸上那个人知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。我答不上来。”
这一问，柏向南答不上来。答不上来的话，一句一句都攒在纸上。
范江海把三张纸搁在桌上，压上镇纸。
那天下午沈曼又来了一趟。她站在门口，没进来。
“那个人我去看了。”
“看出啥了。”
“她连这公司是拍戏的还是卖鞋的都不知道。”沈曼说，“范江海，你把我送过去，纸上有没有我一个字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在纸上都不敢写我的名字。”
“写了，你就走不了。”
“那你就写上。”她说，“我宁可走不了。”
他把钢笔帽拧上，又拧开。
沈曼把那三张纸拿起来，叠成四折，塞进包里。他没拦。
温秀兰住在文化馆后头那排平房，三间，最东头一间。
沈曼去的时候是上午。温秀兰在门口筛米，簸箕搁在膝盖上。
“婶。”
“你找谁。”
“温秀兰。”
“我就是。”
温秀兰手上一停，米里的一颗石子落在门槛上。
听见自己名下的事，手先停了。心里头有鬼，是瞒不住手的。
“临洲那家公司，法人是你。”
“你说这个。”
“你知道。”
“知道。”温秀兰说，“去年冬天来了个开车的，说借我个名字用用，给了我三百块。他说不碍事。”
“钱呢。”
温秀兰进屋，从米缸里掏出一个布口袋。口袋搁在桌上，解开，里头是三叠钱，用线绳扎着，一张没少。
“搁了仨月。”她说，“我一分没动。”
“为啥。”
“来路不明。”温秀兰说，“我儿子问我，妈你按的啥。我说不上来。我夜里想去问，走到马路边上又回来了。”
走到马路边上又回来。这一步没迈出去，钱就在米缸里搁了仨月。
“出了事找谁，你知道不。”
“找你。”
“找我。”沈曼说。
她把布口袋推到桌子这一边。“钱我拿走，还给该还的人。纸上那个名字，我给你撤了。”
“撤了，我算啥。”
“你啥也不算。”沈曼说，“你就叫温秀兰。”
你就叫温秀兰。这五个字，是她能还给她的唯一一样东西。
温秀兰把簸箕端起来，又放下。
“闺女，你叫啥。”
“沈曼。”
“往后出了事，找你不找我。”
“不找你。”
“你多大。”
“二十七。”
“我闺女过了年二十七。”温秀兰说，“她前年也说过硬话。”
前年也说过硬话。这话后头没往下说，也不用说——硬话说完了，日子还在那儿。
沈曼把布口袋装进包里，出门。走到院子口，听见身后米缸的盖子扣上了，响了一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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